八十年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实在太多。我原本写过日记，文革开始，便被抄去，被视为毒草。平反后，虽然归还给了我，但心有余悸，便付之一炬，现在写生平，全凭记忆。我出生在樟树市昌付镇孙家村。孙家习称邹岗孙家。据孙平茂讲，祖上由丰城迁居来。全村四大房百余户，村庄四周有大樟树、水塘，房屋坐东朝西，是一个地处平缓山岳半田半地的村庄。四周的水塘前后左右都有洗衣服的水塘，夏天，男人小孩都在塘里洗澡。 祖父孙为正，成字辈，种田兼弹棉花，祖母程氏，桥头人。元财公公讲，他们两人年青时穷得共穿三条裤。姑母出嫁，为办嫁妆，曾当了几亩田。我很小的时候，公公婆婆年迈体弱，多躺在床上，逝世后，合葬于祖上坟山。出葬时，同是大房之人，吵着要吃比通常更大的红烧肉，父亲自然满口应承。 父亲孙连茂，茂字辈。抗战时，他与发堂、华茂，曾在两广一带修了三年铁路。父亲是单丁，为何外出，大概是穷，交不起壮丁费。抗战胜利前，父亲与他们两人，同时回到家里。从此，父亲勤于耕田种地，而且经常到各地收集芝麻、油菜子和棉子等，与发堂等人榨油，还要把榨出的油送到各家各户。另外，还榨木子，樟油、桐油（工业或做蜡烛用），榨油是非常笨重的劳动，要推着土车走村串户收集菜籽、芝麻等材料，经炒、碾、蒸，用禾秆包扎成一个个约八、九寸的圆形饼状，每个圆饼枯饼外套上两个铁圈，放入榨孔中，放满之后，再用一头大一头尖呈扁状的四方形木栓，紧靠枯饼插入榨孔压紧，三个人一个人扶撞锤的头部，两个人扶吊在樑上的撞锤，一次又一次撞击长木栓，并不断的嵌入一根根长木栓，油便从榨孔中流出来，直到榨干为止。榨油的碾与碾米的石碾不同，它的碾和槽都是用铁铸成，我小时候，常常要到油榨下坐碾，换大人回家吃饭。大年前和正月，则忙于做豆腐。他每次挑一担小方块的干豆腐和油豆腐出去，上午都能卖光，下午又磨豆浆，晚上煎油豆腐，就这样整年整月整日劳劳碌碌。村上做好事，常有人整夜开赌，父亲从不参与。有时候，还炒一些瓜子，叫我去卖。村庄上兄弟多的人，动不动便讲打。父亲人单势薄，从不与人争吵。他唯一的嗜好，就是抽黄烟。外出或耕种，都是用火廉石打火点燃草纸条。父亲可能读过一年半载的书，尚能写字记账。 母亲是巷里村人，无名，父亲过世后，我为写信方便，便在信封上称她为周连英，她是从小揽来的童养媳，缠过脚，但并非三寸金莲。她是耕田种地的好手，父亲在外三年，里里外外全靠她。母亲非常能吃苦而劳，每次磨豆子，母亲推石磨，父亲则用小勺，待磨盘每转一圈时，把几粒浸涨的黄豆连同一小勺水倒入磨盘的小孔中。每次磨石膏，都由她磨。家里挑谷去碾米，虽然由我坐碾，但碾完后清扫、扇糠、筛米等，都是她一手把持。筛米很不容易，要把米中的谷筛到米筛上面的一个中点，才能够把谷摄出来。父亲同样能吃苦耐劳，种田耕地、收集菜子、榨油卖豆腐都由他干，只是做豆腐点浆、煎油豆腐等才稍微轻松一点。母亲非常善良随和，从不与人口角，家里鸡丢了，从不叫骂。母亲不吃甲鱼，有一天炖了二碗甲鱼，吃饭时，我先端了一碗，但吃完之后，她的干儿子邓细伢叽咕，说我吃了一碗大的，母亲并不言语，只是把我的碗盛满水倒入他的碗中，他才知两个碗一样大小，口服心服。我小时候，只要有人说我在外头吵架，母亲不分青红皂白，常常责打我，有时还将我吊在房里的梯子脚上，打我。父亲则从未责骂体罚过我。 父亲也和母亲一样，与人共事相处关系都很好，就是吃了亏，并不斤斤计较。有一天晚上，家中两头黄牛和几担稻谷被偷，早晨父亲在邻村找回了一头牛，才得知盗贼竟是同屋里的孙海娥。因为盗贼是游手好闲的穷光棍，便自认倒霉。可是盗贼认为到手的东西却少掉一头牛，非常气愤，有一天，竟然还打了父亲。盗贼依仗伪保长孙堂茂的势力，暗是偷、明是抢。本来，兔子不吃窝边草，他偷同住一屋人的东西，又不退分文，这不是抢是什么，不过他后来他又偷了牛，人家四兄弟，把他悬吊在樑上，打得死去活来，算是为父亲出了一口气。 父亲虽然整年整月整日劳作，每逢榨油、做豆腐等，还要夜以继日劳动，但在解放前夕，为敖家两赌徒担保，向陈家借了两百银洋的赌债，却很失策。谁知这两赌徒，分厘不还。债主便逼迫父亲偿还，母亲气得投入河中，幸好被人救起。最后，父亲东拼西借，才连本带利还掉了这笔赌债。父亲回家后，既要供我读书，又买木料请姑父修缮了厨房，由原来的半间加长到一间，花了不少钱，特别是苛捐杂税不堪重负，还有壮丁费，年年月月交不完。 父爱如山，永记心怀。父亲非常关心我上学，我到临江读书，都是他一手安排，解放后，他探知清江联中开了学，便送我到校报名。如果不是父亲，我便没有今天。 解放后，家里本被划为富裕中农。别人家都是几个孩子，而我却是家中唯一的孩子，当然，主要还是父母勤劳、节俭，即使这样，还比不上有宽敞大屋和金银的个别中农。譬如堂兄发堂，他家有一栋四间很阔气的房子，房前右边嵌了“泰山石敢当”的条石，还有点金银；又如同屋的林伢仔，他有三间房，而且屋后还有一栋四间房的房屋。家里为何被划成富农，因为解放前，伪保长孙堂茂邀父亲加入肖派和他同伙欺横霸道，父人本善良，自不盲从。孙堂茂从此记恨父亲，他纠集手下的孙好成、孙海娥等人，百般要求划为富农。其实，父亲替人还债乃不得已而为之，应视为被剥削，可是他们却说父亲放高利贷盘剥别人。一九六八年四月间，时任大队书记孙录成的老婆敖家人向我说“你俚就是我俚堂茂（她的亲侄儿）死鬼害得划为富农，不是他，你俚就不会划富农”。兴许老天有眼，虽然孙堂茂一伙横行，不久却都短命，且无后代。 姑母嫁到田岭敖家，姑父敖万升，能装一手好犁，远近知名，他能说会道，只是一条不好，常打得姑母披头散发哭回家里，母亲总是千般劝说，当天便把姑母送回家。姑母本人厚道，为何被姑父嫌，可能是只生育四女而无男孩有关系。四个表妹，只有大表妹认了母亲：因为家里穷，而且成分不好。有一个嫁在孙家，我每次回去，从未见过。俗话说：富在山中有远亲，穷在闹市无人问，这话很有哲理。 一九一一年推翻满清政权后，中国陷入了军阀混战，兵祸连年……抗战爆发后，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国运衰败，民不聊生，疟疾、疥疟、痢疾等疾病流行，臭虫、跳蚤横行，盗贼蜂起，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中，我的童年，就是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度过的。
我小时候叫细伢仔，据说母亲之前还生了一个男孩，还有一个女孩，都未养得。后来还生了个女孩，但在摇篮中感染了天花夭折了。 最早的记忆，大概是断乳。有一次我想吸乳水，母亲是坐在正房门前的厅下，只见母亲胸上黑黑的，我嫌脏，从此便断了乳，这时候多大至今不明，我想大概在两周岁多。 我的童年，是放牛娃，砍柴仔……。 放牛：家里养了一头或两头黄牛，当我还在睡梦中，大人便叫醒我，于是，我牵上牛，走三、四里田埂路，在村庄后面的山上放牛，春夏雨水多，路上泥泞湿滑，稍不留意，便会跌倒，好在是双赤脚，从未跌过。田埂两边是稻田，要时刻提防牛吃禾苗，当牛在山上吃草，放牛娃便在一块玩耍，等牛吃得肚子鼓起来，我便牵牛回家吃早饭。夏收之后，便不用上山，只是把牛放在田里，让它吃田埂上的草和禾兜上发出来的禾苗。冬季百草枯黄，天气晴暖，把牛拴在树上，上楼扯几把禾秆让牛吃，雨雪天气，只要把禾秆丢在牛栏里便可。 砍柴：深秋后，山上茅草枯黄，我常常带上茅担、绳子和阔镰，到山上砍茅草，右手握镰，左手紧随右手，不断地把砍的茅草握入手中，然后一把一把地叠起来，待叠了两大捆，便用秆绳捆紧来，用两头尖的茅担挑回家，另外，还有时会到松树下扒松毛或樟树上落下来的树叶，捡风吹落下来的枯枝。我在临江黄校长家的时候，也砍过茅草，用来点燃木柴。 做农活：锄草、拔秧、栽禾、耘禾、割禾、种豆、种小麦、收红薯等农活，我也是小邦手，三伏天气热，我在田里做事，大人还会叫我回家到村前的水井里打一竹筒冰凉的井水喝。水稻收获之后，每年会在一块有水沅田里的禾蔸旁种禾根豆，就是左手挤开禾蔸，右手在一边的缝隙中放进三、四粒豆子，豆苗长出叶片，便要锄草松土，既要锄掉禾蔸，又不能伤着豆苗，这项活真难。有一次，镢头锄到左脚大脚趾后的背上，伤口深，血流不止，我在伤口上撒了些干黄泥土，才止住血，现在还留下个伤疤。 抓鱼：我会与同伴到小溪里用带土的草皮堵住小溪，然后用篾做的库斗把这一段溪中的水库干来抓鱼，每年晒禾的时候，在田埂旁的下边抓黄鲶，在田中向泥土中的小洞中抓泥鳅，捡田螺，当稻田的禾苗未封行前，在田里轻轻走动捡田螺，每次大雨过后，用竹篓埋在出水的缺口装鱼，竹篓的出水口是夹层，鱼可顺水流入其中，但却出不来，另外，还会割一堆一堆的青草放置池塘，过一段时候，再把草堆轻轻地端起来，一只只黄鳅便会掉入鱼篓里。 觅野菜：春夏之交梅雨 季节雨水多，在堆牛栏里扒出来堆牛粪周围的地皮上，捡地木耳。早春在田里捡禾杆菇，早大豆收获后，散落在地里的豆子雨后发了芽，便去捡豆芽，在地里还有许多野藠，每年都会拔野藠，它有一股香味，很好下饭。邻居一老太太喜欢吃，因为家里有钱，六个孙子孙女都不下地，我还把拔的野藠拿到她家去换过饼吃。 放鹅：家里每年会买两只小鹅仔，开始鹅仔食量小，都是母亲剁萝卜菜拌饭给它吃，稍大一点，要把鹅仔赶到田里去觅食杂草，也让它晒太阳，待鹅仔吃饱，再把它赶到水塘中戏水、洗澡。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拔清波，这首儿诗，小时候并未读过，每当想起这首诗，回味小时候放鹅的往事，分外亲切。 烧火：母亲做饭，我常常坐在灶前烧火，她也省心，每天早上打起饭之后，母亲便会捏一个锅巴团把我吃，味道很香，然后，便将米汤倒入锅中，把锅巴和成粥吃。在冬天，我还会放个红薯在灶里煨个喷香的红薯吃。 放绳：父亲在每年冬季的雨雪天，都要放好来年谷箩上和吊桶上的秆绳，先将禾秆去衣，再把它放在石头上，用木棰槌软，然后坐在厅门口的凳上，把几根杆拧在一块，穿在S形的弓上，我便用手饺动，边饺边退，父亲则不断地添上禾秆，直到一定长度，他先将二股饺合在一起，再将第三股绞织在一块，便成了一根绳子。吊桶绳，要很长很粗，几根绳合起来，才能扭成一根吊桶绳。 吃：小时候，家里一日三餐，早上是红薯锅巴粥和米饭，中晚餐是炒饭，冬天的夜饭多是萝卜或芥菜煮饭，夏天是辣椒茄子，早上蒸饭时放在锅底，饭熟打起来，便将茄子、辣椒捣烂，加点油盐吃这就是早、中餐的菜，夜饭或许炒菜，没有菜便滴上二、三滴麻油下饭。夏天麦收之后，能吃几次麦糊粥，剩下的麦子，留下换面待客吃。秋天荞麦收获，有时早上吃荞麦锅巴粥，冬天主要是白菜、萝卜，有时也吃豆腐。每年中秋节，我除了吃三、二个中秋月饼，家里还会在集市上买一次芋头吃；端午节会煎油丸，煮鸡蛋；新春佳节，有冻米糖、炒薯片、煮后晒干的豆子。鸡、鹅虽是待客之物品，我一天也会吃三、二块，另外，邻居案子上每次焖了牛骨头，长工捞出剔去肉把骨头丢入篓子里后，我会捡起来啃一遍，很有味道。 穿：都是母亲纺纱织布请裁缝做的土布衣裳，她自己和我小时候，则是穿她缝的衣服，冬天有个小棉袄，夹裤（两层布），因为是打赤脚，布鞋（也是母亲针针线线缝的），只是冬季雨雪天穿，另外，家中有一双用木板牛皮钉的拖鞋，这是大人小孩在雨雪天上厕所共用的鞋。厕所里，挂了一把秆衣，用它来揩屁股，有钱人家可能是用草纸揩，但长工一定也是用秆衣。 童年，天真快乐不言愁，忆童年还有几件事值得一提。 认识父亲：有一天我在厅堂，只见一个人挑了一只小箱子和被盖从大门口进来，别人说是你爹回来了，于是我到房里爬上床，打开床上的橱门，拿几块母亲做的冻米糖把他吃，从这天起，我才认识父亲，但爹爹在什么时候出的门，我都不知道。我到伯母家去，看到发堂正在脱黄色的军衣（为了旅途安全），回到家里，父亲拿了张小长方形的纸，把烟叶卷进去吸，只过几天他就改为用竹竿上挖有小孔的烟杆吸黄烟，父亲还带回来几两荔枝连壳煮水只吃了一次，好甜好甜。父亲三年在外，归来两手空空，只有一床小棉被和一只箱盖破了的小木箱，不知是买的还是家里带去的。 跌进塘里：我在塘边玩耍，看见蜻蜓飞在茅草上，便慢慢走过去，伸手去捉它，一不留神，跌入池塘中，至今我们不知是谁把我抱上来。 从楼上跌下来：有一天早晨大人把我从睡梦中叫醒，叫我上楼去丢几把禾秆下来，我睡眼朦胧，去扯禾秆，突然我和禾秆一同跌在地上，嘴跌肿了，母亲拿了些自家熬的过年吃的米糖把我拌稀饭吃。 躲日寇：大概是1940年左右，家里听说日本鬼子快来了，大人便把我送到袁河对岸的人家，晚上，我在祠堂的天井中玩耍，跌了一跤，有一边的嘴上角跌肿了，里面的血块过了好几年才消。 面瘫：我记不清几岁，嘴歪斜了，左边面瘫，大人只是借了堂兄嫂的金戒指，在晚上挂在嘴角吊在耳朵上，吊了二三天不见好，就此了事。 壮丁：有一次我在村后看到一串壮丁，手上套了绳子，一个连着一个，正往临江方向去。所以，旧社会流传：好铁不打钉，好男不当兵，孙家有个人，保里收了壮丁费，专门买他去当兵，他讨价还价，拿了银洋去当兵，却一次又一次逃回来了，但在解放前一年，他一去再也没有返回来。 脑膜炎：我有一年，患了流行性脑膜炎，头痛发烧，父母仍然若无其事去地里锄棉花地的草，我心里难过，有怨气，后来大人看了病不好，叫我试吃生菜油，生黄豆，吃后不见呕吐，于是大人便借药方，出了一副药，服后果然痊愈了。小时候还经常会流鼻血，夏天拉痢都不曾服药，只是感冒发烧，母亲便煎苏叶水给我喝。 流鼻血：小时候，鼻孔常出血，有一天早晨起床，鼻孔又流血了，我扑在床沿，干脆让它流出来，流到地上有很大一堆血，才止住了。 玩具：有一年，我去舅父家拜年，正好舅父从樟树回来过年，他带回一只几根蓖札的糊了纸的“飞机”，我撑在手上，只见飞机前头的小纸轮，转个不停，我不亦乐乎，高兴得饭也不吃，一口气撑在手里跑回家中，这是我唯一一次有过的玩具。
我九岁发朦，读的是三字经，学生多不过三十个，老师是孙常茂（土改被划成地主1964年社教列为错划，他两个儿子叫晓根，火根，因为隔河远，我从未与其交往，我认为他们都老实本分）。读了半年私塾，我又在村中小学读了一年半，老师是来村里躲日寇的黄校长的女儿女婿，课后无作业。 黄校长住在孙家九茂家，抗战胜利当年便回临江居住，1946年他叫九茂的大崽孙镇国去临江读书，父亲得知，经黄校长同意便叫我同去，我俩吃住在黄校长家里，他家在中山路中段北边，离伪县政府不远，房舍简朴，是二层的房子，楼下临街一间是小客厅，有一张小桌，竹椅，长凳，客厅后头的厨房很狭小，未修灶，只用炉子烧木柴炒菜，用铁罐闷饭，楼上两间不到15平米，和楼下一样大，他夫妻二人住后面一张床，我和镇国睡前边一张床，一般都是吃了晚饭便上楼休息。早上，我帮着发炉子，烧开水冲水烟壶，擦煤油灯罩。 来到临江，黄校长介绍我们在一小读书，孙镇国读五年级，我是三年级，算术、语文课本都简单，语文作业是毛笔大小字，算术是加减法，我和龚四芽共一张课桌，他总是要我在课堂帮他做作业，他则常常拿几个花生把我吃（他家在中山路十字街口炒花生卖），三年级榜上，我列第七名，次年开学，按父亲要求我自报读四年级，老师仍发给我三年级课本，我去上课，才发现弄错，因此重回三年级。过了半个多月，父亲还是要我跳班，于是，由黄校长写信给黄述祖校长，才给我换了课本。四年级我在榜上列第九名，在这一年学习中，体育或者叫课外活动，就是在校门内的操场上，大家围成一圈，然后由一同学拿个手帕沿圈慢跑，往往冷不防地将手帕丢在一位同学的屁股后，自己则快跑回到原位，而另一同学也会迅速捡起手帕追赶丢下手帕的同学，当然很难追赶上，于是他便将手帕丢在另一同学的后面，实际上这只是中低年级的游戏，学校每周六常在校中央的礼堂开周会，读总理遗嘱，听校长讲话。 四七年下半年，孙镇国去湖南筙阳中药店当学徒，我和邻居有茂的次子孙家贞，寄宿在学校，开学不几天，我睡在床板上做了个恶梦，两只脚打得床板咚咚响，接着便拉肚子，一次又一次，几天不思饮食，躺在统铺上休息，老师不过问，同学年少不懂得关照，我拉了约一个星期，终于有一天病愈我饥不择食，餐餐都要多吃一碗饭，那时候教师生活也很艰苦，几个老师一桌餐餐两碗菜，多是白菜、萝卜、豆腐、豆芽，有时候餐桌上菜碗中会剩一点点白菜汤，我倒进碗里，又要多吃一碗饭，这样过了好些天，我才恢复正常。这时，学校又来了一位尧老师，听说是修水人，她身体丰满，皮肤白皙，住在我们寄宿生这间房的后边，她要找两个年龄小的学生住在她房里，来到我们的宿舍挑选，竞然要我和家贞住到她的房里去，她住在房间的前面，床上挂了蚊帐，我和家贞则睏在她床后的另一张床上，房门的左边有一张办公桌，桌上有煤油灯，房后的侧边有一小天井，实际上，她极少住在这里，而她却把四年极的语文课堂作业写的大字、小字交给我批改，时间久了，作业本上便出现不少怪字，譬如月字中间只有一点，我当然要打X，而他们却说我改错了，说这个字那个字，字典上有，原本是同班同学，我不与其争辩，当然，他们并未与我过不去，大概只是怨尧老师不负责任。 四八年开学不久，尧老师说我们两人过果子（麻疹），叫我寄信要家里来接，第二天，我未等来人接，便和家贞走路回去，待到姜汪敖家，已走了十多里，路程过半，正好碰上发堂哥推着土车来接，他要我们坐车，我还是走着回到家里。回家后，未看医生，未吃药，在床上躺了几天便痊愈了。于是又回到学校，不久，我在十字街口买木柴，看见尧老师走过来说：“房间的锁匙交给你，以后我不再来了”。回到学校，我才知道，她在上语文课时，学生提了三个问题，她都无法回答，因而，学生拿了藏在后头的童子军棍，她是被同学起哄赶走的。前二年，有个教数学的范老师，也被五年级的同学哄走了。后来，我隐约得知这位尧老师与县教育科科长有染，下半年，黄校长、敖教导主任均被免职，我们五年级，有个刘忠新，他的数学成绩最好，只是未见排名榜，大概他是班上数一数二错不了。旧社会的小学，课本简，作业少，当年只有教师才有煤油灯，所以，作业都为课堂作业，测验和考试，无论数学、语文，都是五道题，不很难，不像现在复杂。 当时小学是六年制，读了五年级，父亲又叫我跳班读初一，还是请黄兴汉校长写了介绍信给纯潜中学校长黄燕谋，这是私立中学，校舍是民房，连操场也没有，初一的教室是在一栋房子的厅堂，只开设了国文和英语两门功课，国文课本上有一些古文，作业还有作文，英语老师教了字母和一些单词，班上有位女生叫李苋英，后来也在清江联中毕业，与其他八位同学保送到樟中，高一还有邻村长蓝敖家的敖恕新和田岭敖家的敖其思，他俩吃过我带到校的红辣椒酱，对我很关照，介绍我去南乡同学会，到馆子店，聚过几次餐，据说凡南乡（即县城南面）的商人，会资助一些经费，我们聚餐，就是吃这些资助费的钱，另外，离孙家十多里地的太平，有位邹宝珍同学，他家里被一警察吃了冤枉，有一天，邹带领几个年龄大的同学打了那个警察，邹为家里出了怨气，便在店里请了一桌饭，我也吃了。过去常说秀才碰到兵，有理说不清，不过警察碰到学生，就得乖乖地让学生摆布。在一小和纯潜中学，每次学生集会，警察也必定站在会场，而集会的学生，则常常把他们的枪缴掉。只有一次，听说临江中学有个学生被火车站欺侮了，于是，便组织各校学生到车站去，我也跟在后头，当我走到离西门不远的地方，就听到一阵枪声，于是，走在前头的学生便返回来了，后面的同学也纷纷散去。 四九年开了学，国民党政权岌岌可危，政府旁边的八角楼前边，常有海报贴出来，某地某城失守。这个时候，学校涣散，学生无心上课，渐渐地都收拾物品回家，而此时有个离孙家十多里地的下余学生余新民，他说欠了小摊上的钱，要拿我的小箱子去做抵押，他马上返回家拿钱来赎回箱子，哪知他是骗我一去不回，我没了箱子，不敢回家，在校苦等，家里一定很着急，大概是父亲叫母亲来接我的，我带母亲赎回箱子，随母亲一同回家，走到黄校长女婿家，刚坐下来，就听说外面有很多兵来了，幸好平安无事，吃过中饭，我们回到家，就听说旁边的邹家驻扎了很多兵，很可能这就是我们路上遇到的那些兵，第二天，我就下地割麦。 下半年，大概是十月尾，父亲又叫我读书，这次，我报了初二，解放前，临江有好几所中学，解放后，只有了清江联中，学校比之纯潜中学，焕然一新，每个班级都有正规的教室，教师教学十分认真，学校后面还有个大操场。开学时，我们都带了锄头，开荒种菜，开始生活很艰苦，吃了不少盐水汤，直到放寒假才吃了一钵红烧肉。 五0年上学期期中，发堂哥来校，叫我回家完婚，家里一切准备停当，当天便按习俗举行了仪式，这是早几年由媒人和双方父母说合的婚事，对方是彭上周家，女的叫周国英。回校后继续学习，暑期我参加了在樟树中学举办的南昌专区第一座暑期青年乐园，我学打了腰鼓“咚咚拍、咚拍咚”，因为发生了朝鲜战争，开始，北方乘风破浪，打得南方的李承晚政权招架不住，大军逼近斧山，但后来美国操纵联合国通过了派遣联合国军入朝参战，虽然象征性是十七国的联合国军，但实质上就是麦克阿帅统领的美军，突然出动五百架飞机，还有大批的海军，在仁川港登陆，向北方进军，逼近鸭绿江边，于是，中国便由彭德怀统领中国人民志愿军，挥师入朝参战，直打到原来划定的南北分界的三八线，因为抗美援朝，我们和全国一样，常常参加集会游行，呼喊口号，而我还常常随腰鼓队，下乡宣传。寒假，我参加了学校的土改参观团，在黎圩马家、郭家刷标语、喊口号，观看了批斗地主、恶霸，有一次批斗会后，枪决了几个恶霸地主（孙家被枪毙的有孙有茂、孙军茂、孙操茂三兄弟）。五0年下半年，班上来了两位新同学，叫敖超、敖越，他俩是双胞胎，他俩的相貌、个头、衣服、声音都一模一样，开始很难辨认，因为解放战争，他们才从大城市来到老家山前乡农村，父亲是芜湖大学教授，母亲出身四川大户人家，在某中学教英语，他俩的成绩特好，每次考试，都是名列第一、第二，文体也特别好，可称为全面发展型的学生，敖超和我的上铺相邻，因此，我沾他的光，共用他的蚊帐，他弟弟敖越也一定会与另一位同学共用，班上只有他俩兄弟才有蚊帐。初三开始，我对平面几何定理越来越有兴趣，这大概归功于刘老师，因为他发现某同学不认真听讲，便突然提问，这样我只好用心听讲，避免出洋相。 五一年上学期，虽然临近毕业，还是要常常去农村宣传抗美援朝，学生还踊跃报名参军，我们都进行了体检，听力检查就是一只手表在脑后忽左忽右，你要分出表的嘀嗒声是在左右耳的哪一边，虽然体检了，但并没有同学入伍，两次期中考试后，便是毕业考试，我只记得几何成绩97分，学校规定毕业成绩平均70分以上的可以保送到樟中、高安师范和樟农，班上有位皮肤特白、鼻孔高的朱礼生同学，他酷爱画画，特意画了一幅《秋夜古塔》把我留念。这次小林看了，问我是画家吗？我想也许有这种可能，因为他去了南昌一艺术学校。我报了樟农，李苋英等9位同学在樟中，毕业照我的上衣中山装和左胸前口袋中插的钢笔，都是向敖超借的，也有其他同学借了他俩的上衣照相，他俩毕业以后去了父母身边升学，很可能以后会留苏。初中阶段，同学叫我胖墩，最近，我看了五一年早春与两位同学的合影，我确实胖一些，我在小学、初中，几乎不沾鱼肉蛋，为什么会胖，可能是吃饭多，活动少。暑期，我又参加了南昌专区暑期青年乐园，有一次，我发烧了，同学看我不肯吃药，便说我牙齿脏，当我张开口，傅桂方便将药片丢进口中，我只好吞下肚。 暑期结束，我和邹鹤辉、陈宜生两人，同在樟树农校，学校叫我管理伙食，当时，学生每人每月膳食费为9万元（即54年币改后的9元），每天夜上工友谢鑫辉拿发票向我报账后，他就向我领取次日买油、盐、柴、米的伙食费，因为管伙食，我便住在厨房里的一间房里，当年，物价低廉，大米每斤七、八百元，猪肉不过四千多元，蔬菜不过一、二百块（一、二分），所以，学生的伙食相当好，早上是煮黄豆，新椒炒空心菜梗等，中、晚餐每桌四菜一汤，餐餐不离鱼肉或牛肉，每个星期六，还有红烧肉或米粉肉加餐。这期间，我看到了一本大九归的书，小九归我早在小学就会打，便在算盘上试着运算，原来也很简单，譬如一归一除，就是逢一进一，一一下除一，等于十一个人，每人分了一份，打过一归一 除，领悟了道理，其它八大归，便不习自会了，这样不仅加减，乘除也可在算盘上运算，甚是方便，于我管伙食，很有帮助。 五二年上半年，我仍然管伙食，而且和去年底一样，被抽调参加廓里乡的查田定产。为何叫我参加，也许和在食堂一样，可能是因为初中的数学成绩好一点吧。其实，在农校，主课是作物栽培，病虫防治和园艺等课程，还有语文，其它物理化学课虽然也有，但并不算主课，暑期，我又参加了南昌专区暑期青年乐园学习班，地点仍在樟中，这一届实质为团训班，但临到结束，有一天夜上邹鹤辉、陈宜生（他俩家庭成份好，在农校早入了团）找我在操场上漫步，说我不老实，隐瞒了家庭是反动、恶霸富农，我如同被在头上浇了一盆冷水，灰心丧气，便自己组织了中国新民主主义民主青年团，并与傅鹤龄、陈仕明拟定了团章，团纲，从此跟团组织过不去，要其负责人盖公章向我认错。我问过在农训班学习的原在我村搞土改的肖陆牙乡长，他肯定地对我说，并非反动恶霸富农，只是富农。后来我分析这一定是周国英村里在高安师范的周益文（他在初中低我一届）造的谣，可能是因为周国英家对我有怨言，因而故意捏造谎言为之出气，而我却中计，虽然王石民校长在周会上隐约承认有错，团支部承认错了，但我要组织盖章向我赔礼道歉，却是做不到。而我从此丧失进取心，与他们格格不入，慢慢地学校视我为落后生，新学期开始，我不再管理伙食。 五三年，暑期学校安排我们班上同学下乡实习，我说我会生痱子，要求买花露水，否则便不参加，王石民校长亲自找我谈话，还答应给我买瓶花露水（在他之前，原是胡以群任校长，听说他是省内中学数一数二的化学老师，后调樟中），由王继任，王校长原是国立十三中学生自治会的主席，他皮肤雪白，一表人才，从我因未入团闹别扭开始，他就找我谈话，做思想工作，而且借了一本《思想方法与……》的书让我读，令我感动，至今我还会思念这位校长，不知他在五七年反右派风浪中受过冲击否？ 我们在农校，不但不用交任何费用，而且学校给每个同学发脸盆、蚊帐，每个星期看一场电影，在冬天去樟树街上的澡堂水池里洗澡，夏天则须自己走去赣江洗澡，还有理发，看病等，都是公费，特别困难家庭的学生，学校还发给他们棉衣、棉被和零用钱，当时国家为培养农校生确实花费了不少钱。 我要樟树农校三年，草席下铺了禾秆，还是和在小学一样，盖父亲带回家的小棉被，但在严冬，往往被冻醒，上小学时，可能人小睡得沉，并没有这种感受。
五四年在毕业前，学校安排我们到永修县省办的恒丰农场实习，由班主任郭维棋（作物栽培老师）带队，他毕业于中正大学农学系，听说家庭是恶霸地主，土改中，他用枪毙了父亲，以表明其立场坚定，可想而知，他大概在五七年被划右派，邓小平改革开放，在七八年全国取消了地、富、反、坏、右这几顶帽子，他得以复出任广昌县科协主席，实习期间，每个学生还开了20来分钟拖拉机，农场有位医师，他搞组织疗法，抽取孵化成尚未出壳的小鸡里的血注射到肌肉，据说可以增强免疫力，我也信之，注射了好几针。实习两个月，便步行去永修火车站，一路上，大雨倾盆，一个个被淋成了落汤鸡一般，途中，还碰到了去农场实习的谢占玫班上的20来位同学，他们在五二年上半学期，插班与我同班，下半年学校仍将该班列为春季班。这年正是全省和鄱阳湖发大水，他们到了农场不几天便被洪水冲得四离五散，分别疏散到各个地方。我到了火车站，躲在厕所中才换了干衣服。我们到达南昌，吃到了新椒炒肉，味道美极了。回校复课，不久毕业，省农业厅派人与校方协同分配工作，我自报临川县，大家都领了半个月的工资，我在八一起义纪念馆住了三、四天，便到抚州报到，分配到抚州的共十三个人，除我之外，都是赣州和上饶农校的人。我们宿于专区招待所，当时是老房子，只有一层木结构的房子，中间是有天井的厅堂，两边为房间，在这里等候农业处分配工作，我被分配到黎川。八月十三日，我乘车到达黎川，途中遇见了好几辆烧木炭的货车，因为举目无亲，一切生疏。应我要求，次日下乡我就背包步行到团村乡，未过几天，民政局杨泰局长调我去三都乡搞再生稻，因为全省大水灾，所以提出这一措施，他常叫我写一些东西向上汇报。后来，我去过一次洲湖乡，在温泉洗了澡，乡政府有二个便衣队，为的是防控王生仔等四个土匪，他们在五二年的一天晚上，连抢了十二部货车，因此，中央训令一定要剿灭，后来，他们藏身于邵武山上一村户家中，在56年被剿灭，那年我在省农干校学习还看到了省公安展览上的实物。从这年开始，不仅实行了币制改革，将一万元改换成一元，而且开始实行粮食统购统销政策，县开了三级干部会后，我买了箱子、绒衣、绒裤和脸盆等物品，便到东山区仁美乡搞粮食统购和冬种。我逐户计算了各家各户的粮食产量，应留口粮和征粮任务，便动员群众卖粮入库，最后，仁美乡超额16%多，顺利完成了粮食征购任务，由副区长魏继祖写了稿登载在赣东报上，自从来到仁美乡，便好几个月未回县，当时，我们的工资，每个月由省农业厅寄到建设科，再由建设科发给我们，我开始每月为31.8元，可能因为当年水灾特别严重，所以又改为每月30.8元，而上一届毕业的同学，每月工资为37元多。工资之外，每人每月尚有办公费5元，办公费实报实销，我呆在乡下，根本不要用办公费，仁美乡地处百家斜山脚下这个乡的东海要爬10里山路，山高路窄，十分难爬。我上去过四次，东海村属林区，每年由国家供应定销粮，正因为仁美在高山脚下，冷空气过来后，常常屯积在此地，所以格外寒冷，下过一场小雪之后，我到区政府请假，回县拿衣服，魏区长叫我不要回县，借给我一件旧棉衣。已是年底，仁美村宰了一只猪，乡长叫我买些肉吃，我想天天在群众家吃派饭，即使有肉，也不好意思吃，我便买了半斤，到陈子孙乡长家炒肉吃，我开头炒了一下，便把点水煮，再打起来吃，但却吃不烂，因为全是瘦肉，可能炒久了，我过去从未下厨炒菜，这算是第一次，我在仁美，直呆到腊月二十八日，才回县机关，当时县政府干部吃饭，一日三餐，八个人一桌，四菜一汤，每人每月伙食费八元。 一九五五年，专区农技干部会，我在招待所里，忽然听到很熟悉的声音，原来是春季班的谢占玫、袁良森、赵隆钰、丁庆保等五位同学分配到黎川工作了，他们被留在这里，参加会议，会后，我到南城县农场，检验禾种，吃住在县政府，总共调运近万斤双季早晚稻良种回县，过去，黎川农村从未种过双季稻，为此县成立了农技站，由梅景亮负责，农技干部分成三个组，分别驻在潭溪席厚皮、团材吴寿孙和公村全杭州三个劳模所在地，我与赵隆钰分在团村乡，我任组长，驻于上围村，三月惊蛰时，东山区委书记陈仙桂，叫我到区里向乡村干部会上讲双季稻栽培技术，会后，他和办公室邓琳竟然未安排我住宿，晚上，我不愿去找他们，便躺在会议室的长竹椅上睡了一夜，被冻醒了好几次。我和县检察院检察员黄尚文同住在上围村一间房里，这个村去冬购了过头粮，县委办主任曾安候带聂显书专员在村里开了一夜会，为每家每户核定了回供粮。当晚，聂就宿于村里，他的一件毛衣，掉在床后，县委办公室打来电话叫我将毛衣送县，虽然专员亲临村里，但核定的回供粮未能按数供应，村里已经扛出去了好几副棺材，多少与饥饿有一定的关系，我们派饭，每餐6两米票（16两为一斤）本来就不怎么够，长年没有什么油水，怎么够吃，但实际上，我连六两米饭也没有吃，只能控制自己。有一天晚上，我和黄在一农户家，居然未吃一粒米饭，各人吃了一碗糠，黄尚文告诉我，他说南城县上塘乡农民冲击了乡政府，为了怕出事，他说我们就留煤油灯过夜，在睡的时候，把灯捻小一点就可以。因为派饭再也派不下去了，防止被捉弄，吃不到饭，汤叫我们到他家去吃，我俩不再吃派饭，就搭在农会主席汤水孙家吃，尽管如此，我也得控制自己，不好多吃，这是我一贯的原则。因为个别乡村在统购时购了过头粮，所以农村中有的人就说，牛作田，马吃谷，五十年代，城乡差别（剪刀差）较大，农村姑娘流传不嫁农民不嫁官，嫁到工人心也宽，毛衣绸缎打粗穿，嫁到农民苦又苦，嫁到干部做尼姑。 这一年，开展了审干肃反，我写信给了陈仕明，傅鹤龄，要他俩关于“团”这件事作个交代，随后，我也向领导交代了，后来得知定性为“落后小集团”，大概是上年发大水，55年干旱，县区动员群众抗旱，赵隆钰因为喜欢写些东西，打赤脚走田埂少一点，因之引起同在一块工作的县委会干部杨吉芳的怀疑，他暗中搜查了赵写的东西交到区里，区委陈仙桂书记把我叫到他的房间，摊开一信，问我“占玫级友”是什么，我说占玫就是谢占玫，分在中田区公村驻点，他俩是同班同学，又问“方联富”是何人，我说也是同班学友，分在省农业厅工作，最后，他还问我赵与天津、武汉等地的胡风反革命集团有什么联系，一个刚刚参加工作的青年，哪里会有那么多问题，根本与胡没有牵连，我一一作了否认，这样，才让正在区里反省的赵回团村继续工作。 这一年的双季稻种植成功，下围村吴寿孙在解放塅种植早稻南特号，亩产四百多斤，二晚黄禾子亩产230多斤，一年的产量等于过去两年的收成。 这年，我总结了《团村乡农民培育油菜壮秧的经验》一文，刊于省《农业通讯》第十九期，共2900余字，一字未改原文发表，早半个月，我也收到了中国《农业科技通讯》社的函，告之已编入2700余号，但因一稿两投，后未刊出。 一九五六年专区开过农技干部会，县举办农民技术培训班后，我被专区农业处任命为茶亭农技站长，随后去莲塘五农岗省农干校植保培训班学习了两个月，授课的都是江西农学院的章士美副教授，汪广讲师，还有杨惟义院长等，据说，杨为国际上知名的椿象科的专家，中国昆虫分类创始人。学习结束，五月中旬我回家看过父母，次日，姑父带了一个出身地主家庭的女孩子，在城头街见面，我不知对方何意，又不好意思问姑父，自是不成。在家住了一天，便回县领取了500元的建站经费，请工人粉刷了房屋，打了几张桌子、椅子、脚盆，修理了几间卧室，站里有农技干部三人，兽医一人，会计辅导一人，共五人。我蹲驻在刘爱保劳模所在的莲塘乡，有时，也巡回到其它乡村去，每个月还要去县开会，当时，黎川到光泽每天只有一趟过往的班车，要想坐车不太可靠，我常常在区政府食堂吃过晚饭步行到县城，四十里路，三个半小时便走到了，有一次开会，政府机关的团组织告诉我被批准加入了青年团。 这一年，实行工资改革，过去，区里的书记，区长等是包干式的供给制，工资很低，大概就是三十来块钱，改革以后，都是六、七十元，我和袁良森两个被任命为站长的，据说县委决定把节余的指标，让我俩人多加一级，这样，我便从30.8增至49.5，连升了四级，比在局的谢占玫多一级，不过比之李拭、黄德恩解放前的农技干部，还是要低三、四级。大家叫我俩请客，我们就在四新旅社请了二桌酒席，每桌十二大盘菜，两个人共花了20来块钱请客，工资多了，有几个人要邀会买手表，被邀者每月交15元给买手表的人，但到了59、60年，才归还给我，这时货币贬值，萝卜五角钱一斤，所以，还到我手中的钱，就大打了折扣。 这一年秋收之后，我在靠近杉关的飞沅乡搞冬种油菜和积肥，而区干部则集中在县委党校整风，他们没有去多少天，就传来消息说中田区区委书记陈如孙上吊自杀了。这个人白面书生，身材高大，但他把自己的老婆换到供销社工作，而供销社的艾锦堂却被换到农业社，后又与原妻离婚，因此，不少人贴了他的大字报。 这年夏天，我在茶亭被蚊虫叮咬，感染了丝虫病，这种病过去在山区发生很普遍，病者大腿内侧淋巴腺周期性的发炎且往下流血，慢慢地便成了大腿病，时间长了容易溃烂，我服用了海群生，注射卡巴松，很快好了。 一九五七年，我在资福乡福庆社蹲点，住在余家炉村，这个村有两个生产队，共七、八十户，这里的派饭，比哪里都好，有腊肉、蛋、鱼（夜上点松光在田中照的），这三种荤菜，大部分人家，多少有一种荤菜，虽然群众生活好，总归不是自己家里，只是点到为止，好像群众不缺粮，我每餐只吃两小碗，七分饱。 早稻浸种时，农民正在用黄泥水选种，我握了一把禾种摊在手掌上，发现有两种不同的谷，叫他们细看，才知禾种已混杂，于是，重新在仓库里换了纯净的禾种，早稻栽插前我与余检仂队长商量，选了一坵土质肥沃的田，搞高产试验，结果早稻测产亩达千余斤，晚稻亩产四百多斤，两季共产1400多斤。这一年，全县推广种植双委稻近四万亩，都获得丰收。我写的《黎川山禾》和《龙安乡农民割青沤肥的经验》刊于56年省《农业通讯》上，《怎样培育秆菇》刊于57年《农民与科学》第14期上。 五七年共产党整风，发动群众向党提意见大鸣大放，但鸣放一段时间之后，《人民日报》刊出《向右派进攻》的社论，于是全国上下掀起了反右运动，民主党派的章佰钧、罗隆基被定性为反党的章、罗集团，文汇报记者储安平还有知名人士费孝通，均被划为右派，储氏似已自杀，费氏则不久又复出。县机关也和中央、省、地一样，开展反右斗争，听说凡讲“方章子不如园章子吃香”（政府为方章，县委为园章）以及提了某某领导意见的人，都被批评，甚至挨斗，划为右派或内定为中右，所以当时有人暗中说：“大鸣大放，骗人上当”。随后在年底，这批人一一上山，到华山垦殖场劳动，谢占玫在运动中，也被定为反党小集团的成员，本要上华山，但被许国华副县长留在机关，而且还在年底到北京参观林业展览，好在我在农村搞技术工作，未在机关鸣放，否则，恐怕也会提一些意见，也要挨批斗上华山，县里的人是上华山场，地区的部分这一类人，则上了樟村的大沅垦殖场，省里的则上了德胜关和大茅山等垦殖场，上山的干部还算幸运，有的还被送去劳动教养，我们局的一位丁振东付局长，就是到劳改场去了，他老婆丁云秀与他离了婚。还有俞伟林，广丰人，听说在县城中心地段有几十间店面，他被定为劳教，只是因他写了一封信给兼任公安局局长的王金凯，要求让他发挥一技之长，举家到资福乡农业社去劳动，这样，才未去劳教，这个俞老，他在五四、五五两年，多次说他有个侄女，大概是前妻所生，他的大崽来过黎川，一表人才，但其妹却未见过，后因五五年底我对他讲的合理密植课提了意见，便未再提侄女，俞直到改革开放才恢复工作，但几年之后，又被刘成孙控告他与刘的侄女（俞的媳妇）乱伦，被判刑，俞与其前妻之妹婚后，育有四子一女。这一年，我向清江县法院提出离婚，法院叫我母亲到庭判决离婚。 反右以后，提拔干部的标准是工、农、兵（做过工、种过田、当过兵的）。 一九五八年开展大跃进运动，在总路线、人民公社、大跃进旗帜下，全国农村一阵风，全部成立了人民公社，一九五六年的一阵风，只是由初级社转为高级社，而这一次成立人民公社，其规模涵盖了十来个高级社，范围广，规模大，不仅如此，还小村并大村，吃公共食堂。 县委决定，来年要大面积扩种双季稻，春节前的腊月三十日，叫我到抚州去调种，次日即正月初一，我到上顿渡粮管所仓库抽样检验其纯度，但不合格，回县举办农民技术培训班，一次讲课之后，突接电话，许付县长叫我到汽车站，随他去调禾种，我们途经温家圳，买了二盘红烧肉，他只吃了几块瘦肉，其余全归了我，当天宿于南昌旅社，每天早上我只吃一碗豆浆，两根油条，中晚餐都由洗马池旁的中山路坐公交车去省厅食堂吃饭，这样过了几天，我又到九江专区星子县温泉公社，再到萍乡县福山粮管所和卢溪，最后在南昌塔里粮管所调运禾种，调运完毕，仍回茶亭工作，六月上旬，县叫我去北京参观农业机械展览，我随同万良贵县长、宏村丁路的涂逢进社长以及木器厂的张厂长，同到抚州，德胜关场的李云台和大沅场许国平场长也来了，由宋玉岗付专员带队途经上海休息一天，万过去撑排，多次来过上海，他说带我们去外滩玩，可是东走西走了一天，并未找到外滩，在沪上车后，买了包餐，万每日1.5元早上是稀饭包子,中、晚为鸡肉，我们1.05元，早上有馒头稀饭，中、晚餐红烧肉，均为埂米，当然还有青菜之类，当年，一日三餐买盒饭不过六角钱，也吃得好，吃得饱，试想一元多一天，自是可比天堂，但美中不足的是，宋仍未购上各县的卧铺票，他和李云台为高干，坐软卧。这样，万县长只能躺在坐位中间的过道上睡，经过30多个小时才到达京城，宿于地质学院学生的双层床上，吃学生食堂，米饭比南方贵，一斤米饭要一角六分钱，我那时虽然年青，却感受到此地气候干燥的味道，脸面不像在南方那样滋润。我们在农大参观农机后，便到故宫、颐和园、动物园参观每张门票贰角，故宫中尚有珍宝馆，各式各样的，有的到点会伸高，还有八音钟，参观时有讲解员讲解，当时进出故宫参观的人很少，另外还去了中山公园、前门街、王府井百货大楼、西单等处。经过一个星期便返回，这次分到一张卧铺票，万县长叫我们轮流睡，我们自然让万县长一个人睡，在汉口、长沙各休息一天，才回到南昌，火车从长沙开往南昌，在向塘停靠时，正好碰到孙镇国，他说已改为耀辉，在莱阳公安局工作，这次是去上海，看他提的小皮包，知他是搞审干肃反准没错，六四年他夫妻俩回村在我家吃了一顿中饭。我们到达南昌因天已晚，就在站前路侧边一旅社歇息，店里（公私合营）老板看到万的工作证，特别客气了一番。 回到县里，县撤区站，成立县农技站，因为前三年又分来了农技干部，这时人数已近30人，由我任站长，站里还分得一辆自行车，我便在木器厂前边的院子里学骑。开始慢慢骑，练习上、下车，慢慢地可以上街骑了，但还是不大熟练，所以，59年在宏村的马路上，有一次竟骑到路边的水沟里了，七月初县召开三级干部会，开始夏收夏种，我分在宏沅乡，因为顶头上司黄检仂局长也分在这里，我特意躲到离乡较远的榨园村，花了两个晚上开社员大会，搞好了劳动定额，黄来了却叫我回到乡政府，黄对张水孙乡长说，让我到宏沅把关，他不让搞定额，只要求群众日以继夜劳动，天天打夜作。过了七、八天，他叫我写篇稿送县广播站，尚未写一百字，纸上满是麻麻点点，试想，我在夜里走田埂路，常常走着走着，便睡着了，两只脚站着不动，未过一二分钟就醒了，我疲倦得在夜间常常这样反反复复，黄叫马医师为我打补药针，但鼻孔又出血，受不了，有天上午割了禾回村，群众称谷要我拿纸笔记数，我站在旁边，但他们叫我坐下来记数，待到他们称了几箩筐谷把我叫醒，问我记了没有，我一看，纸上只划了一笔，什么也未记下来，原来，我一坐到小竹椅上，便睡着了，那时候，食堂里用洁白糖煮稀饭，我和社员一样吃不下肚，只想睏一觉。还有一个晚上，黄提出让群众睏在马路两边，我原本希望让大家回到（三、五十米远的）家里去睡，便说，马路上怕有汽车来往，还是让大家回家休息好，可黄却说，对、对，你就守在这里，别让汽车压着人，群众随即一个个睡在路上，这可真苦了我，连短暂的睡眠也享受不到了。这一段时间，也睡过几次，我们两个共床，他胖胖的，我就让他一人睡床，我则用二条长凳作床，睡在凳上，很少与他同睡床上，同睡床时，我们两个都睡横的，脚架在条板凳上，这样过了二十来天，一天夜里，社员东藏西躲去睡了，待到早晨我去叫大家上工做事，我在小溪旁边走着走着，便打盹了，冷不防脚踩向小溪中，我跌进小溪里，身上未损皮毛，但嘴却恰恰碰在鹅卵石上，只觉上下门牙跌出来了，我忍痛将门牙往上推，往下按，门牙还是不能复位，嘴也肿得很大，黄叫我回站休息，我除了每餐吃稀饭，倒在床铺上便睡，足足睡了五天五夜，后来陈加秋说，“你瘦得我在后面根本认不出来”，我休息了几天，又回宏沅，这次，黄终于同意搞劳动定额，我只呆了三、二天，县委办说王国本政委（县委书记）通知我去湖北参观，我持信到地委农工部报到，却被告知陈科长已带队前往，只有我和前不久去的南丰县两个人掉队，叫我火速前去，我乘车到向塘，上得火车，孤单单一人，有点不是滋味，在火车徐徐开动时，我借问对面倚窗坐的人是何地，去哪里，没想到他就是去湖北参观的南丰县农技站的人，真是喜出望外，于是结伴而行，武昌省委接待处开具介绍信，我俩连夜乘有蓬汽车赶往麻城县，已是八月中旬初，深夜站在车里，凉风习习，有几分寒冷，当汽车过轮渡时，正好遇见陈科长他们上岸，于是他说在汉口的旅社等我们同回省，我俩先看了建国一社亩产三万多斤的早稻无缝密植，后又参观了亩产四、五万多斤的两个社，现场参观的还有东欧的新闻记者，我似乎觉得这是出洋相，试想，亩产几万斤岂不是田里有几百担稻谷，这是田嘛？这实际上就是小粮仓，真不可思议。我可能因为在抚州吃了西瓜，也可能旅途疲劳辛苦，受了风寒，门牙发炎了，医生开了磺甘油，叫我每天搽几次。陈科长在汉口给大家买了二等舱的票，两人一间，两张床，床上有毛毯，门对面有张小桌、电风扇、热水瓶，这是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坐江轮。船到九江，再经南浔线到南昌，宿于江西饭店，讨论中大家你一言我一语，都未讲心里话，我却直言：1+1不会等于2更不会大于2，只会小于2，试想，将正好孕穗的几亩田的禾苗搬到一块田里，还能不减产吗？我的直言，无人反对，但也无人支持。我感谢陈菊荪科长和同伴，他们都没有说我右倾，否则，难免挨整。在南昌，我又看了一次牙医，大夫说消炎之后才能拔除，回县，我即向王国本政委作了书面汇报，直言1+1只会小于2，并说并坵之后空闲的田块，因季节原因不能很好利用，他亲自来参加农技干部会，要求每个农技干部搞三亩试验田，王政委只是说说，并未强调一定要完成任务，所以，我在窑下生产队，只搞了一分多田的试验，因为通风不良等原因，减产减收。 这一年还有两件大事，一是大炼钢铁：在许多农村兴建高炉，砍树伐木，将各家各户的锅、铁钉等收集与铁砂混在一块焖，炼出来的铁不像铁；另外，就是除四害到处敲锣打鼓，驱赶麻雀，消灭苍蝇、臭虫和老鼠，到处忙成一团，日日夜夜闹得欢。我很庆幸这两件大事我都未参加，只是淘过几次铁砂，如果我在机关，必定也躲不过，我有一天回机关，晚上看见各科室的干部，有的在高炉炉口加柴，其余的人都坐在长椅上，疲倦得东倒西歪睡在一块，不是他的头靠着他的肩膀，就是她的头靠向他的肩膀，看来都熬了几个夜。 一九五九年初，我参加了在省农干校召开的全省农技站长会议，会上有一份简报称，清江县（现樟树市）洲上公社三千余亩无缝密植，颗粒无收，这等于给这一技术判了死刑，以后再无人提出来。会议结束后，我回家看望了父母，并与父亲、姑父同到樟树，我们三人还和表弟周燕仔在相馆合影。年初，中央在郑州召开农村工作会议，提出“队为基础”共十四条，因此农村工作更为实在一些，可能是因为上年棉花减产，县提出种植棉花，我负责宏村片（含樟村、西城两个公社）的种棉技术指导，种岱字棉良种15号，采用温水催芽直播保苗，打二流子保优桃，防病虫等技术，当时棉花防虫使用的1605和1059剧毒农药，是从西德进口，都要我向每个棉花队作示范性的操作。宏村完成上调棉花任务93%，第二位完成56%，其它的都在50%以下，其间，开过三次现场会，还组织过几次检查，每次在社苹，都看到樊远娥给大家倒水端茶，端菜上桌，有一次，农民技术员邓银辉与我背对背说合，我未知她意如何，耻于启口，樊是县城的姑娘，不知为何到社苹种棉花。次年秋的一天，樊大枫柴巷的街口，叫我去她家坐，我因赶回机关吃饭便未应允，后悔未去她家小坐，其实，当时带她同去政府食堂吃饭又如何？前些年我向枫柴巷里的袁兴国和老陆打听，没有结果。这一年全县的双季稻，已由上年的24万亩降为10多万亩，农业收成好于上年，但还是赶不上五七年，我在宏村吃机关食堂，每天只有一干一稀，猪肉、蛋、鱼见不着，蔬菜也很少，这大概就是国家说的三年自然灾害，其实，恐怕还是人民公社的经营管理出了问题，从58年开始，适龄女性怀孕减少，人口出生率下降。 年底县举办了农业展览馆，由民政局局长鲁湘生负责，不知他在历史上有何问题，被调离，展览馆改由我负责，我看了照片，共17人，其中德胜关来的上海女知青9人，记得有位小粱她一天换几次衣服，真像个交际花。 五九年秋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会议，彭德怀元帅写的农村情况调查汇报，被指是向中央进攻的万言书，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判，毛曾赞彭：“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毛也曾赞扬过刘少奇：三天不学习，跟不上刘少奇）。62年中共政治局开会，报上通栏大标题是：黄克诚（军委）、周小舟（湖南省委书记）、张闻天反党集团。从此彭与其夫人蒲安修的关系也发生了变化。庐山会议以后，全国又掀起了反右倾的风潮。从五七年反右到现在已三年了，而且，60年还是反右，不知何时休。 一九六0年，县不再大种棉花，但双委稻面积又扩种到20多万亩，端午节这天，我本在茶亭，却突接电话，叫我赶往樟村，带队进行插身机表演，我在站里，骑自行车向宏村进发，耗时一个半小时，便到达宏村，不久又到了樟村，表演队早已在此等候，尽管插秧机并不成熟，我们还是进行机插演示，时至今日，也就是过了五十多个春秋的今天，农民采用抛秧技术，既省工又简单，比插秧机适用多了，当年那一个个插秧机早已成了废品。 夏收夏种，我被分在樟村公社的东港大队，担任组长，蹲点到三队。我还是采用劳动定额的办法，开头一、二天有个别社员未完成定额，吃过晚饭，我点燃松梗，打着摇橹，带没有完成任务的社员下田打夜作，这样过了两天，人人都自觉完成劳动定额，因此，东港三队率先割完了早禾、栽插完二晚，秋收之后，我在县年终分配会上作了总结，便到龙安公社新荣大队蹲点，这一年吹的是反右倾翻案风，农业收成又下降了，所谓年终分配，只不过是纸上谈兵，算算账，记个数罢了。 十一月初，县又召开大会，宣布下放干部当社员，参加劳动，我被下放到潭溪公社幸福大队任付大队长，大队干部虽然和社员一样，天天吃公共食堂，但晚上又在大队加餐，焖糯饭吃，我不喜欢搞特殊，便 自报到窑下生产队蹲点，吃过晚饭，男女社员一个个荷了锄头出工，他们在村边的场地上懒洋洋的锄草，我问他们为何这般，他们说夜上不出工，公社、大队干部去县城来往看到会批评，我叫他们都回家去，有什么问题，由我负责，如此，皆大欢喜。 当年，窑下生产大队也减产，粮食总产只有9万余斤，除去征购任务，每个劳动力每天只有9两米（16两为一斤）勉勉强强只够吃一餐，现在要分成三餐吃，餐餐都吃不饱，我也和社员一样同甘共苦，每餐吃三两米，一天三餐大家都是一个竹筒蒸三两米饭，至于半劳动力、妇女、儿童粮食定量都相应少一些，大人、小孩、大家都吃不饱。 当年冬天，有几部小车来往，听说三都大队有的食堂三天不冒烟，那里死了不少人，有的一家死了几口。55年我在上围的时候，三都的情况就比上围更严重，因为三都出了问题，这些来往的小车，就是去三都作调查的，年底，县里针对近年来的一系列问题，召开了干部大会，批判五风三害。 一九六一年初，我向潭溪公社请假，回家过春节，老家本是油菜、芝麻和棉油的产地，却没有油吃，道茂叔端了些用樟油煎的薯片把我吃，有一股樟油味，尚可以吃，但炒的菜，却很难入口，村里粮食还是很紧张，大家只求早日可填饱肚皮，民国时期，水田都有航照，但旱地却没有拍航照，孙家周边有许多旱地，原来家家都开垦种旱作物，所以社员公共食堂和59年一样，煮的都是薯米饭。湖南省有的地方，比家乡更苦，有几个年青女子，为度荒来到孙家，孙家贞兄弟出身不好，一直找不到老婆，终于等来了湖南女子，娶了老婆，圆了光棍的梦。然而，各地都有些四类分子的儿子，终生未娶，但四类分子的女儿一个个都能出嫁，她们到了夫家便不要再参加四类分子子女会了。我在家过年，可父亲一直躺在床上，临走之时，我到床前看过父亲，还未出门，泪水夺眶而出：这可能是不祥的预感，大概在五、六月，接到家中来信，才知因病重，由姑父、发堂送江西二附医院，未过十来天，被告之病危，据说两人来接，可到了火车上便已亡故，于是又送回医院，后我写信到院方，要求领取骨灰，院方回复可以，但我领回的只是一个二尺高的陶罐，里面并非骨灰，而是骨头。事后，我想医院一定会作为教学用来解剖，其罐中之骨，主人是谁，难以辨认（除非DNA鉴定），我当年暂存于厨房桌下，候母百年之后合葬，后因66年文革抄家，掘地三尺，未能如愿。 很久以后，水秀才告诉我，父亲有一次在朱家挨斗，数九寒天，是他们把父亲推入水塘中，父亲本来身体欠佳，可想而知，父亲是全身湿透，在三九寒天里受了大风寒才发病，从此卧床不起。 本来，干部是为人民服务，但此时有的干部动不动就强迫命令，田中湾一农民不知因何得罪了镇里的朱部长，竟一怒之下，将这个农民绑到树上扬长而去，因这个部长十分专横，谁也不敢去解开绑绳，这个农民活活地被绑死在树上。虽然这是个例，但也说明当年强迫命令风盛行，极大地伤害了干群关系。 年初在家，我写了《黎川事件》，途经光泽县时，我用县委农工部的大信封，寄送毛泽东、邵式平，他俩肯定未能亲收。事后，来函知已转至地监委，黎川只被定为“问题”，乐安才被定为“事件”。由此可知，乐安比之黎川更为严重。值得庆幸的是，我没有像德胜关、县城有的人的信在本县寄送，所以没有像他们一样遭受牢狱之灾。当然，所谓的“事件”，定性完全与我无关。 当年，我在窑下生产队，严把生产质量，有个社员邓木春耙田，人和牛一上来，草也在田里冒头了，我开了会，叫他返工，重新耙过一遍，同时实行合理密植，精细管理，早稻获得丰收，一季粮食产量便超过了去年的总产，在早稻收割前，解散了食堂，我又开始吃派饭，因为还来收割早稻，社员邓糯米，用碗蒸饭把我吃。割了早禾，粮食丰收，便不再用碗蒸饭了。当年秋收，窑下生产队共收获粮食19万多斤，创历史新高，有些人叫我去吃饭，我只在生产队长卢良田家吃了一餐糯饭。 史称的“三年灾害”，还有种说法，就是本分天灾，三分人祸，依我看，实际上还是人民公社的问题，是五风三害束缚了农业生产力，八十年代《每周文摘》报载，三年困难时期，全国饿死了七千万人，2016年《新京报》报道江南尚有在这三年期间流落在北方的五万孤儿，艰难地踏上了寻亲路。 年中，我调入县委生产办公室，另有吴月霞、潘必隆，主要工作就是打电话，问生产进度，出简报，年底，又调入县委农工部，当年物资匮乏，阳历年，吴秘书、邓国权等同事，买来一些食品，就在房间里煮饭、炒菜吃了一餐，这些事，都是他们弄好了再叫我吃，他们知道我不会炒菜做饭，自然不会叫我做。 一九六二年年初，我调县农科所，农科所设在吴家田的一栋房子里，我开始坐上了冷板凳，所里有农技干部黄德恩、余承康、易序仁，农工为邓银辉、熊大仂（后邓被调水产场便自动离职，熊大仂则在当年参军到越南抗美援越）。 正月间，邓银辉从向塘老家探亲归来，说他有一侄女原来考取了卫校，现因三年灾害卫校被解散回家，他与我说合，原以为我回老家过年不回来，否则，会领她来见面。我随即写了一封信给她，她也很快回信给我。但事有不巧，五月，发堂哥来县，说家中已为我找好对象，叫我回去看看，我有点拿不定主意，但又一想，还是老家的好，将来可以照顾母亲，于是发堂带我去见面，只见她赤脚，裤脚扎得很高，身体健壮，不过因为向塘那边回了信把我想待返回黎川邀邓去一趟向塘再说，但她却跟我到了我家，吃过午饭，就叫我去打结婚证，就这样结婚了。事后，我没有回信委婉地告诉对方，让她苦等了一年，实在对不起人家。回县途中，我俩在南昌住了两天还照了相，六月九日买了到光泽的火车票，未想到在鹰潭遇阻，站台告示：鹰夏线因水害停运。这样只好在鹰潭住一宿。晚饭后我在车站附近散步，看到了县水产站的吴先林，得知他是在光泽爬军车来的，啊，并非水害，原来是军运繁忙，因为正在紧张备战，当时内紧外松，对外称水害，次日早晨，再乘车返回南昌，途中遇到四列军车往鹰潭方向驶去。当年，蒋介石说大陆如干柴一样，一点便着，准备反攻大陆。后来听转业到工商局的宁道镇局长说，中央原计划放弃三个县，待对方上岸再打，后认为不妥，改为远程炮、近程炮射击，再在岸边拼刺刀，宁当时住院，被急电回部队，每人守十米防线，共设三道防线。 我们再从南昌乘长途汽车至南丰，又因涨水，轮渡停驶，班车过不去，这样，又在南丰饭店住了二天才回到农科所。我就安排她在食堂做饭，当年，农科所养了三十多只鸭子，每隔三、二天，便吃一次鸭子。我没有送一只给领导尤可，但也未送一、二碗把邻舍杨鑫根真不该，过去，每逢时节，我们都是带小孩在他家吃喝，水秀和小孩常常是在他家住好些天，我至今常思其恩，他老婆、丈母娘都对我们好，可惜人已过去，再也无法报答。后来，蒋未反攻大陆，主要还是被美国劝阻，因为美国不想被拖下水。 一九六三年，自动退团。县成立科学技术工作委员会，与省地一样，也是由行政首长刘均仔、县长兼任主任，县委宣传部沈毅生兼任付主任，专职付主任为章培德，工作人员除了我，还有吴光平（他原来是公社书记）。但真正办事的我只有我一人，因为他俩长年抽调在农村搞中心工作，单位虽人少但文件特多，专职付主任不在，所以，我常常把一大堆文件送刘县长。县长那里，政府办的文件更多，他那里能看得过来，可以说于他是件苦差事。有时候，他会要我送沈部长，但沈是老干部，倚老卖老，我说每次送去，沈部长都要我送给你批阅，他只好不吱声。县科委是个不管钱、不管物的单位，大概是国家的原子弹即将研制成功，所以，上头才重视科技，层层设这个单位。 当年，科委办了《科技常识》刊，寄送各公社大队，年底，还举行了一次全县科技工作大会，传达省科技工作精神，大会的报告总结材料，全由我包办，校对也是我，真是忙得眼发花，头发胀。 我与黄德恩合写的《黎川黄烟》，刊于省《农业科学技术选集》上。这年八月，地区科委举办科技巡回展览，我到金溪县科委，接回来展览品和讲解员，在县工会会议大厅布置完毕，进行展览，展览主题是破除迷信，讲解员多是抚州的女青年，展毕，在烈士公园留影，从两寸的小照片上看，共有26个工作人员和讲解员。 六三年前后，我经人指点，看见一角纸币拖拉机的履带上有厕所两个字，还有毛主席剌绣上两只眼睛中有“坏龙”二字和雷锋擦汽车头的倒影中有蒋介石的头像，今年（2016）我在社科院某人写的《时间与性情》书中，始知雷锋是被一根电线杆打死的。 一九六四年，还是坐办公室，农忙季节，常去象山寺的机关农场劳动。大概是九月，我回了一次家，村中正进行社教，工作组王同志来家中坐了一阵，因叔叔向我打了招呼，说成份难更改，所以我未向他提要求，现在想来，提了也无用，家中势单力薄，难有人附和，而发堂兄则不敢附和（他任过伪付保长）。 年底，我到抚州地区人民医院做手术，住五官科病房，先是做了鼻中隔偏曲手术，右鼻孔通气才更通畅，科主任孔宪武提议，又帮我做了左眼手术，在两眼角和下眼皮各切了一些，一个星期拆线，眼部改观了，但拆线之后，眼睛又慢慢张大了，下眼皮中间还形成一裂口。67年9月我途经抚州，去找过孔主任，看到他正在劳动，想必正在挨批挨斗，再找他亦无用。我们住院时，孔主任每星期六下午都和科室人员一道，到病房擦玻璃，打扫卫生。住院期间我还做了理疗，左脸在理疗时的确舒服一些，另外，外科为我切除了胸部的一个肿痕。那是52年暑期，我不知被什么虫子叮咬，当时只是一个小红点，时常痒痒，这个点慢慢大了，大约有一粒小花生米大小，时常发痒，外科大夫说这是巴氏肿痕，当时的切口只不过一个食指长，如今长度增加了一倍，这可能与做扩胸运动有关，住到年底，未等地委组织部来慰问，我便在腊月底（65年1月）回县。 住院期间，临川县正进行轰轰烈烈的社教运动，声势很大，刘少奇主席的夫人王光美亲自蹲点，参加天津某地的社教运动，搞了一个《二十条》，但后又受到毛泽东的批评，说是形左实右，因此，《二十条》之后，又搞了一个《二十三条》。毛早就批判了刘的“三自一包”，现又批刘的《二十条》，难怪文革开始，刘即被定为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矛盾由来已久。 一九六五年，水秀又带小文来了，这是第二次，当然少不了去杨鑫根家，他五六年分到黎川，我俩同乡又同学，又是同事，他爱人是进贤人，在这里只有邹香英一个亲，因此对我们非常好，她母亲也很热情，听说是李立三的本家。当年，我住在公安局后面的一栋平房里，头上西边一间是上海人胡德云，共大总校毕业，在县农业局当会计，她很喜欢小文，常常抱他，还让他到床上玩，给他吃上海带来的糖果，文革时因打派仗，她是保守派，受到冲击，不知是否被剪了头发。她父母都在上海医院工作，我下放了，她也被调走了。 这一年五六月，原国民政府副总统李宗仁夫妇从美国飞抵北京，周恩来亲到机场迎接，夫人郭德洁后患癌症去世，中央便为李安排了另一夫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我在三都大队工作，突发高烧，次日晨，我步行回县，走了一半路大约七、八里，身体支持不住，税务局一同志路过，将我顺路带回机关，经医院诊断为伤寒，伤寒是一种很危重的病，解放后，已经有了绿霉素，治愈再也不难。我在医院住了两天，房里另一张床来了一位传染性肝炎病人，我怕被传染，便自动出院，且未再服药，后来，我常疑肠道有问题，但七四年在邵武一八六军医院、抚州专区医院作大便培养，只查出了有大肠杆菌。 一九六六年，县开展社教运动，工作组进驻县政府机关，我在联盟大队王山生产队春插一个月，仍回机关参加运动，我是机关四个积极分子之一，六月底，我又到龙安乡井戈大队搞中心工作，但只呆了不到十天，便通知我回县。我走进房里，工作组崔组长和人事局刘木生局长立即跟过来，说，现在是文化大革命，如果过去写了什么东西，应交给组织上审查，我二话没说，便打开抽屉，将十多年来的日记，交给他俩。其实，乘我在井戈之际，他们早已非法进行了搜查。我走到平房后面，就看到三层楼的机关后的院墙上铺天盖地贴满了摘抄的日记（大字报），上面还有斗大的横幅“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分子孙庆堂”，真是世事万变，不到二十天，我便从“积极分子”变成了反革命分子。 一般来说，反革命有两种，一是历史反革命，二是现行反革命，而我是“文革”伊始，挨批挨斗后，不是由公、检、法定性的上述两种反革命，而是由县委批准戴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分子”，头衔自然与前两种不同，当了十三年反革命分子。 县委机关农工部部长黄理沅等，早已挨批，其它单位，都揪出了反党分子。县政府机关挨批的还有杨方奇、陈加秋、涂宗泉等。 这场运动规模空前，手段残酷，批斗时常给人戴高帽、罚跪，甚至拳打脚踢。我在七月开始挨斗，罪名主要有为彭德怀反党集团翻案、污蔑国家主席刘少奇及夫人、攻击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等等。事情得从59年说起，那年初，原在茶亭任区委书记的吴超，说有《东周列国志》问我看否，我便借阅，并写了一些读后感。试想计委主任马士俊的夫人刘佩贞读的《毛泽东选集》笔记，还有工交局胡家驳为局长写的会议总结，都被断章取义遭受批判，我更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开始，我不敢承认，我说我写的读后感是在庐山会议前三个月，我怎么可能未卜先知为彭翻案。《东周列国志》上分明有“千金买笑”，并非攻击刘主席夫妇。“冬天里的赤膊战”是听说樟树市58年修店下水库，男女均须赤膊上工，还有“毛巾”就是污蔑毛主席等等。但我不承认，批斗组便进行车轮战，他们分成三、四批，日以继夜地纠缠，不让我睡。有一次，电影公司傅兴顺说我不老实，叫我跪下，我跪了，三、二分钟后便被陈桂芳局长说：“孙庆堂你这样更舒服，站起来”我被逼得日夜无眠，几乎与58年双抢一样，但这次是精神痛苦远胜于肉体上的痛苦，精神崩溃了！每次去食堂吃饭，过去狼吞虎咽吃四两米饭，现在二、三两米饭也咽不下去，药苦苦不过苦参、黄连，但苦参、黄连尚可吞，而我坐在食堂，端起碗来，饭却咽不下口，二、三两米饭，没有个把半个小时怎么也吃不完，难怪小孩子挨骂挨打了，在气头上也吃不了饭。几天之后，我什么也不顾了，他们说啥，我就承认啥，每次承认之后，还得回到房里写交代书，以免口说无凭，这样，直挨到7月17日给我戴上了“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分子”的帽子以后，才未挨斗，只罚我劳动，在机关院子里锄草和为“红海洋”涂漆。我人虽仍在机关，但已被监管，没有了人身自由，有一次，我回房间喝水，吴泉根随后跟过来大叫：“孙庆堂，你不劳动回来干什么”，我茶杯正在手里，并不亏理，于是我大发雷霆，难道我不能喝水么！跟他大吵，此后，他才有所收敛。我从被罚参加劳动开始，睡得好了，饭量也大了，虽然反革命的帽子戴在头上，我只得既来之则安之，不然又能怎么办？ 不久，陈加秋、涂宗泉、李家怡等，都和我一样戴了帽子，另外还有政府办杨方奇、吴超局长等都在受批判，参加劳动。后来，我们又拉沙子修机关球场，并与各机关单位和县中的反革命一块，用大板车在河边拉运沙石，修建县灯光球场。 八月十八日毛泽东在天安门接见了红卫兵（北京以蒯大富、韩爱晶、聂元梓等为首），便开始了大破四旧，这场运动序幕是《评海瑞罢官》，开始只是批吴晗、廖抹沙、邓拓的三家村《燕山夜话》，现在开始了揪党内一小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从中央到地方层层揪当权派，年底，黎川中学的红卫兵，几次来县政府揪刘均仔县长，但都落了空，我依然被监管劳动。为“红海洋”涂红漆，听说县正筹办大山岭垦殖场，本来我以为要上大山岭去劳动，年底机关几个戴帽的黑帮，都被发配到西城公社。我们在农业局胡三根的监督下步行了五十多里，到达宏村，胡叫西城来接的李秘书打了收到我们的条子，我们继续走到西城，涂宗泉、陈家秋等在余坑河樟大队，我在新桥大队姜坑生产队，参加劳动，即使是落雪子的三九寒天，我也打赤脚和农民一块儿下田打禾蔸，另外，我还帮群众家里挑水，用橡胶水给他们补鞋，虽然也是派饭吃，但因为我是反革命，所以这次连地主富农家也派了饭，新桥大队开批斗会，我也被通知去陪斗，听说张家湾的陈桃（陈鑑青的父亲）、梅沅一个姓吴的，都被批斗死了。后来我下放西城，有个下放在新桥大队，据说是伪镇长的老婆在70年挨斗后跳水自杀了。我在姜坑，看见了好几批大串连的学生，都是从南丰方向来（可能先到了井冈山、瑞金等苏区，再经于都方向来），往樟村方向去，有男有女，有的一瘸一拐，他们为了拿一个革命派的合格证，也真是辛苦了。这场风暴刮遍了全国各地，城市、乡村，真是高屋建瓴，势如破竹。 上海《一月风暴》之时，已近春节了。我向公社李秘书请了假回家探亲，机关群众正在为黑帮评反，涂宗泉还常在楼下听动静，我不管三七二十一，由它评不评，便回到家里，才得知破四旧时，父亲用我寄回家的钱，购置的两个棺材，被抄去了，母亲挨斗时，还被挨打吊上梁，逼问金银藏在何处。家中本无金银，吊打也无用，他们在家里掘地三尺，看到桌下一个陶罐，喜出望外，再细看，都像泄了气的皮球，弄了一整天，一无所获。在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的年代，时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不但四类分子挨斗，其子女也要挨批挨斗。 春节后回到机关，群众为我平了反，一家人先住在科委办公室对面的一间卧室中，后搬到县委传达室居住，每一次毛主席发表最高指示，机关干部便上街游行，呼喊口号，我都未参加，为什么全国这样兴师动众，上街喊口号，这纯粹是形式主义，与“红海洋”一样。家属住了一段时间便回去了。上车时，后来号称“西哈努克”的谢良华，宜春市。提了二、三斤黄豆关到车上，他是毕业不久分到财政局的，因为我被打成黑帮，理所当然就是“老造”，但是如果顺风去放火，就是可能忽的火回烧自身，所以我只是静观其变。 文革运动越来越火热，机关、街道的墙上都贴满了大字报、大幅标语，而且天天都有新的大字报覆盖到头天的大字报上面，传单、小报等小道消息更是满天飞，人人都有毛主席语录和好几个毛主席像章。中央批刘、邓、陶，县也在批县委书记杜润芝、刘均仔，各单位揪出了走资派，机关的风雷战斗队，也和其它单位的一样分化成两派，我若不参加，就是逍遥派、不革命，只好参加一个派，旧社会孙堂茂等人想叫父亲和他们一道，和孙有茂家对立，父亲未参与，结果不仅被欺侮，解放后还被他们闹到了划成富农，我想还是站到人多势众的“革命派”这边，于是，便加入了风雷战斗队。不久，农民也参与运动，听说篁竹街的农民几次来找风雷队的头头黄木根，黄一介书生，在机关未呆几年，吓得东躲西溜，后来他便带领我们躲到敬老院去，6月25日，潭溪乡农民上街，他们支持一中保守派红三司，将搬运大队支持一中红卫兵（造反派）的张龙仂用棍棒打死了。因为武装部暗中支持保守派，造反派便停尸武装部。黄更惊恐，便酝酿上京。6月28日晚，大家在黎光公路的坡上集中，有政府办的黄木根、裘英贤、刘康辉、王恹敏，民政局的吴月霞、李水仂，财政局的黄营初，物资局的谢武善等共十三人，连夜步行到光泽，坐火车途经上海休息二天，在北京，先到国务院文革接待处联系，安置我们住在左家庄，当时的左家庄，只有几栋楼房，在北面有一小商店，小店旁边有条公路，有小车来往，听说是去飞机场的路。我们住在楼上水泥地的房间里，地上只有草席，没有被子、毛毯，我们去故宫等处参观游览，都是步行到东直门里面，再坐公交车。几天之后，他们还是外出游玩，我则常常独自在住处，每餐买一碗五分钱的西红柿蛋汤啃黑馒头，天天如此。期间，在体育场看过一场批斗会，批斗中央的走资派，我只是好奇才进去看了一阵。七月二十五日，天安门广场召开百万人大会，欢迎林副主席回京，林前不久去武汉，被军区司令员陈再道软禁了，北京街头贴出了“打倒陈大麻子”的污辱性标语，毛派周恩来总理前去做陈的工作，林才被接回来，他们都去参加大会，我和鄢华孙买了回省的火车票，因为中央已派6011部队进驻江西支左，给我们壮了胆，所以我们才敢于回省城。归途中途经温圳时，外面传来了好几声枪声。 回到南昌，省大联辞行安排吃住在江西师大，这时的南昌热极了，我在晚上常常睡在六楼楼顶的水泥地上。在南昌住了一个来月，到农村参加过三次劳动。中央曾派飞机到江西散发《红六条》，所谓《红六条》就是中央文革关于处理江西问题的意见。并调来6011部队到江西支左，以涂烈、万里浪等人为首的省大联筹，成了革命造反派。抚州则不一样，军分区司令员夏少林支持的保守派，几成一统天下。南昌的学生几次要向抚州进发，都未成，8月24日，有南昌组织的造反派学生向抚州进发，在温家圳被军分区支持的民兵打死好几个，尸体存放在冷冻间，这样，程世清、杨栋梁、温道宏的6001部队，便调集一个营，攻打抚州，军分区独立营土崩瓦解，作鸟兽散。九月三日，我们终于来到抚州，并在城里游了一圈，下午返回黎川，当天晚上，黎川饭店前面路口，有位梅老师被打死了，梅老师在那个学校当老师，为何被造反派打死，我全不知晓。但一点可以肯定，他是保皇派，所以造反派把他打死了，这个时候，有的人真是胆大妄为，公检法也瘫痪了。 县城的保皇派，如一中的红三司，机关的168中干（168人）团，为首的头头，都逃往邵武方向去了，不久被抓回，县中红三司的头头林子发（学生），被捉到武装部，他被造反派一枪接一枪打死了。据说身中23枪，他临危不惧，临死仍高呼保卫毛主席，当时，无论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都喊保卫毛主席，真叫人分不清。随后，县成立大联筹，并办了《火线战报》，我和张念楷做校对工作，我虽然从63年铅印《科技常识》以来，自己校对，但对战报的校对，却有些提心吊胆，那个年代若错了一个字，可以上纲上线，可能被打成现行反革命，风雷战斗队，时常开会，批斗刘均仔，不过都是骨干参与，我从未到场，有一次，战斗队原本要批斗财政局的胡天寿，恰巧人不在，便叫来了农业局的李岐山，把他蒙住眼睛打了，我只是看看既不作声，也不动手，如果有人叫我打，我也打不下手。 现在造反派，开始揪军内一小撮，省军区揪林忠照、周子韬，县揪武装部政委孔宪清、姜春山（部长），队里有位新人叫游木林，他原是保守派，还打了造反派老婆胡金秀的耳光，可是回县，他像变生龙一般，变成了造反派骨干，每次批判刘均仔，都少不了他顺便说一句，那个年代，即便夫妻、兄弟姐妹也会反目，就是父母反目的也有不少。 年底，我请假回了老家，住了个把月。 一九六八年，造反派继续批斗刘均仔，但我一次也未参加，还是几个中坚分子批斗，听说刘跳进了井里，被支左部队救起来了，后来还派人去南丰县调查过，说他是漏划的富农。五、六月间，开展三查运动，家里有人利用职权，写了黑信到公安局，说我家里是恶霸反动富农，去年在家要翻案，大概信转到“风雷”，我隐约听到风声，于是，我不但不参加晚上的游行，而且也不到“风雷队”去了。只是校对工作照常做，五月，我又请假回家，由于大队支书孙录成和他的侄子孙春茂欺侮我，便与他们吵起来了，只有录成老婆敖家人道出了老实话，说“你俚本来不会划富农，就是我俚破芽死鬼（春茂的哥哥、伪保长）要把你你家划成富农”。事后，未过三天的一个晚上，孙家贞来叫我，说是大队叫我去参加“四类分子子女会”，我叫家贞回复“不去”，未想到他们叔侄一个更大的阴谋正在酝酿中。第二天早晨，我刚起床，孙凤牙的老婆说“大队今天开批斗会，要打断你的腿和脚”，好汉不吃眼前亏，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想邹家村小人少，便打定主意，去陈家表妹夫家，陈家村大，人多势众，他叔侄不敢胡作非为，我出了巷子，回头一望，有人盯梢，我装作上厕所，随即往南行至陈家，表妹夫财元叫我放心，随后，他还向大队支农大军作了报告，下午，我在姑父村庄旁边遛达了一阵，看到孙奉茂的崽水牛，次日我得知，当天晚上，录成派人搜查了姑夫家，闹得鸡犬不宁。2016年春节回家，小星开车到陈家，我看望了表妹和表妹夫，此前，我也买了点东西送到在镇办工厂的孙凤牙的儿子孙菊仔。 他叔侄如同恶霸一般，在此之前，我就听发堂说，他叔侄在六六年策划要把公社付书记孙清茂杀掉，藏尸于抽水机的水管中，真是胆大妄为，后来我得知，若我未走成在村里挨斗挨打，则以孙福牙（清茂的弟）、孙方根、孙九根为首的全村群众，要打他叔侄两个。 我来到陈家，随后，水秀抱了小凤也来了，才得知被抄家了 ，连我们睡的床也被抄走了，床板上有我写的打倒新恶霸孙春茂，据说生根还念了，这张床被方根的弟弟毛时买了，不久，他死于坐拖拉机。（七十年代落实政策，发堂哥寄来赔款300多元。）此后，我虽回去看望过母亲，不是住发堂家，便是住在邹家，我大约在陈家住了三、四天，便取道新干往樟树，住在大舅父家，水秀则回到孙家捡了些衣服，带了小凤也来到樟树大舅父家。 回到黎川仍住在传达室内，吃在食堂，后来，毛泽东发表“干部下放劳动”的最高指示，我让老伴先回老家，十月，我被下放西城公社五通大队，熊村共大学生吴文孙、王林孙、李建华等几个人，也下放在这里，我要知青参加批斗会时，不要动手打，四类分子也是人，把他打残了，他如何自食其力，岂不是生产队要供养他们。 这次下放都是自己砍柴做饭吃。我们碾了谷，但还没在水溪旁的石碾椿米，先就这样煮糙米饭吃。五通大队要分芦坑、丰南、五通三个大队，五通的知识青年及大队干部都要留我到这里，我听说千坑万坑，不如芦坑，所以我还是来到芦坑，县监委秘书周荣乐（下放西城干部的指导员）、共大老师龚天任、电厂吴子明、农业局蒋顺昌、黄德恩等都下放在芦坑，吴子明、黄德恩属于监督劳动，但他俩从未挨斗，也未陪斗，我去县城常常会到吴家里去问要帮带东西否，黄有女儿黄西梅陪伴，我去他家少。 年底，我向公社请假回家，在机关，我买了一张双人床、三斗桌等几件家具，又在下放办公室开了回老家和黎川带家属落户下放地的介绍信，一九六九年正月初，我先到离樟树不远的洋湖公社找房子，公社说房屋都安排给去年下放来的干部了，后又到山前公社，这个公社据说粮多、猪多、柴多，且与昌付公社相邻，来往方便，虽然房屋也不够理想，但只好将就将就。回到家里，发堂对我说，在本乡本土，以后来了运动怕不好办，我左思右想，还是决定到西城，于是又到樟树开具了带家室来黎川的介绍信，向大队要求，迁户口，这个时候，春茂正在反省，其叔不在位，我向大队请求，只有五、六个人在开会，大家都同意我迁户口，我在公社开了迁移证、粮油关系，便挑了两只谷萝，随同家属上火车，车到向塘须下车改乘去厦门的火车，我刚走到两节车厢的中间，只觉屁股动了一下，真是说过迟、那时快，我顺手往后一摸，不偏不斜，正好抓住了一只手，我说他偷了我的皮包，他摊开双手说没有偷，我在他身上摸了一遍，便放他走了，天哪，钱没了的事小，但户口迁移、粮油关系没有了怎么办。正着急时，忽见铁板上有散落的纸，这时，下车的人走了，光线强了，再一看皮包、户口迁移、钱款都在地板上，我一一捡起来，这一场虚惊便过去了。到了县城，家属暂住在杨鑫根家里，我便到西城芦坑下坊找住房，洋沅、路下、下坑都没有合适的，原来的大队部，安置住进了10多个上海知青，只有一栋矮小的土屋无人居住，听说这只屋，过去只见人进去，不见人出来，我不管三七二十一，还是回县请了四辆手推车，把桌、椅、床、凳和衣被等运到芦坑安置在土屋里，进门正中是矮小的客厅，摆了一张三斗桌权当饭桌，后面作住房，右边是厨房，买了锅、碗、筷，自己泥灶，左边前后两间房，暂时未用，闲在那里，当时，小文还只搭7岁，便让他跟金发去学砍柴火，我们在饭桌下挖了一个坑，用作鸡窝。上半年，因为在老家卖的粮食转过来了，由西城粮站供应，本来只有粮无油，但粮站江森菜还按4口人供应了油，春节时，生产队宰猪，家里分到12斤肉过了个年。当时，我是下放干部，每个月还有两斤豆腐的指标，好在家里养了鸡，有些蛋吃，况且不会再像老家一样粮食那样紧张，饭总算吃得饱了。 上海学生来了，公社叫修一条到宏村去的公路，安顿了家室，我随生产队群众，一同到西城修公路，刚刚下过雪，有一天下午，我去税务所换雨鞋，不巧，税务所何佛民锁了门，我只得打赤脚去修路，这时，路旁草地上，还有不少未溶化的雪，修完路又回生产队当农民。因为来了三百零八个上海知青，公社成立知识青年办公室，六月我被抽调到公社知青办公室，负责人是人大毕业、农业局下放的干部黄蓝达，他坐办公室，还有龚天任，他是江西农学院毕业，有点神经质，湖南长沙人，常说父亲是起义人员，但在一个晚上被叫去再也未回家。他经常写信到上面，我想他的神经质可能多少与此有关，我和他经常跑九个大队几十个生产队，调查了解落实知青生活、学习、劳动情况，可能因为西城有个“城”字，大家乐意自报西城（其实，西城是个最边远的山区），所以来了这许多上海知青，离公社最远的长兰山高山上，居然有28个上海知青，我们天天翻山越岭到一个个生产队，去看望上海知青。下坊生产队10多个知青，表现出色，他们挑大粪、栽禾，什么都干，只是有一点，每餐吃饭之前，还在餐敬“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敬祝林副主席身体永远健康”。我在机关，在旅途上都未参与过。这完全是形式主义，许维宁这个组长，他们当时从上海的学校来到此，还搬来这一套，其它同伴，谁也不敢不跟着唱，不知有何感想。其实忠诚与否，根本不在于喊口号，我虽然对此有看法，但也不敢明讲。 我在办公室，常常参加公社干部会，有一次，何樟大队杨孔福在会上说，建宁县种的一晚鸭子矮和矮脚白米仔，亩产七、八百斤，当时，这就是高产了。我征得公社同意，便和杨孔福翻山越岭，同去建宁县姜上大队调查，当时，晚稻收割完，只能向大队生产队干部了解，访问群众，我回到公社作了汇报，建议各大队、生产队组织群众挑谷去姜上换种。挑谷换种的群众，天天来来往往。 一九七0年，阳春三月，上海又有98个知青来西城插队，公社叫我打头站先到抚州。他们来的当天，我在火车站等候。这时，从西城派来接知青的三部客车，也已来到这里等候。我安排大家上车，但事有不巧，有4个女知青，死活不上车，她们说，听说大桑男的都是流氓，在车站纠缠，几位上海领队的老师，千劝万劝也无用。待到各个公社的客车都开走了，只剩了一部没有蓬的货车，且已是午后二、三点钟，千说万劝才把她四个劝上了车，车到抚州下雨了，时大时小，下个没停，上海几位领队的，便让四位女生共雨衣，武装部的军管干部也有雨衣，我只得硬着头皮挨淋，途经南城，大家要求住一宿，只奈军管 不同意，待到县城，我全身湿透，只得到吴家田向杨鑫根借衣服穿。文化大革命第一个回合是批判三家村，第二个回合是打倒刘、邓、陶（刘少奇：国家主席、邓小平：政治局书记、陶铸：副总理），第三个回合是打倒彭、罗、陆、杨（彭真：北京市长、罗瑞卿：公安部长，陆定一：副总理，杨尚昆：中办主任），第四个回合是打倒杨成武（总参谋长）、余立金（空军政委）、傅崇碧（北京卫戎区司令），第五个回合王、关、戚（三人均为中央文革得力干将）。在揪军内一小摄中，福州军区司令员刘培善因在江西和福建支左时犯错自杀，文革以来，我一直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虽然机关群众前文革给我平反，县委书记杜润芝在检查中也揭发了刘均仔说我写了《黎川事件》，思想反动，要把我打成反革命，但这些都是假现象。有一天饭后，我在公社炊事员李林孙房间坐，忽听得周荣乐在刘文发书记房间里说：“孙庆堂不是反革命”，由此可知，刘肯定认为我是反革命，当时，粮食局正在搞干部复员，听说有个姓易的复员到资福去了。况且周荣乐在周家际向我打了招呼，他说凡是四九年建国前参加工作的不是复员对象，他要我作好准备，我泰然处之，我的命运决定在当权者手中，只能像一片树叶，随风飘荡，随它掉到哪里。 世上有些事千奇百怪，虽然上头向公社书记交了底，我是反革命，但是，他们还要利用我，有一天，公社秘书杜子云叫我到县组织部去调查下放河樟大队原粮管所会计李松初的问题，真是好笑，李是党员，我是非党的反革命，怎么可以派我去调查，可能因文革尚未结束，叫我调查，有何问题，他们可以推到我头上，这真是两全其美，对归他们，错由我担当。 六月，因水秀即将解产，我向公社要求到下坊蹲一段时间，当时，生产队是“出工一窝蜂，干活磨洋工，收工打冲锋”，我在家里吃了饭，与社员一道出工去耘禾，三十多个人一个组，早到了田头的，坐下来吃黄烟，等到人来齐了，才开始下田耘禾，晚稻田里尚未耘完头遍草，如果不赶在双抢之前耘完第二遍，那么势难夺取丰收，我决定把这么多人分成三个组，定任务，定质量，加快耘禾进度。我和生产队长吴寿明商量，他很赞成，晚上，我们召开社员会，宣布了分组名单和任务，此后，耘禾进度快，质量好，终于在夏收夏种前耘完禾，并在栽种田埂豆的田埂上施了肥，糊上了一层泥土，7月，水秀生了小星。家里养了十多只鸭子，我每隔三、二天便杀一只鸭子让她吃，过了一个月，我仍然到知青办上班。 芦坑大队几个生产队的上海知青，个个都好，但有的大队不一样，新桥大队有个薛辛忠，据说在南丰、资溪、黎川三个县吃得开，薛中等个子，皮肤白，据说他路过梅沅大队大桑生产队，嫌招待不周，便叫那里的知青排队，每人揍了一拳，其实，薛每次见了我，都很客气，而且他从未在芦坑的知青那儿混过，所谓“三个县吃得开”，这只是他在他的同伙中吃得开，樟沅大队有个严山林，人称黑皮，个大力大，像一个铁罗汉当然，都只是小打小闹，并未触犯法律，另外，有的知青，开始谈恋爱，上级指示，不让知青与本地的人谈情说爱，可是七仙女下了凡，也找了董永。姜坑知青张剑萍写信告诉父母，姐姐正与农民陶毛仔打得火热。我们为这件事几次去姜坑，做陶毛仔的工作，终于如了她父母的愿，更符合上级的规定。 西城有308个上海知青，是人数众多的公社之一，加上知青办的工作做得好，更主要的是广大知青的共同努力，努力学习，积极劳动，生活安排得好，所以县在西城公社召开了全县知识青年三落实工作现场会，县委书记吴广祥自始至终亲临现场会，会议结束的前一天，吃过晚饭，突然刘书记对我说，明天与会人员要去长兰山参观，你晚上赶去做好准备，长兰山距西城25里，且从樟沅上去有五里窄又陡的山路，很难走，我和龚天任随即动身，晚九点多钟才到达，随即召开两个生产队的干部和知青会，作好现场参观和发言准备，山上的28位知青，表现很出色，尤以沈育群为首的四位女青年，打赤脚，穿草鞋，走山路，这两个队的农田全部座落在各个山坳里的山排上，群众称之为梯田，所以，这些知青能在这里安营扎寨，不怕苦和累，确实是全县的榜样。次日上午九时多，与会参观的人员来到山上，知青代表和生产队干部一一作了介绍，大家现场参观着实很感动，会议进行中，刘问龚在何处，原来他正在与林根娣谈恋爱，我只好向刘说，他在上厕所。龚原对我说，下坊的郝名珠对他有感情，帮他洗了被单，吃了他买的糖果，但我据实告诉他，郝是校花，性格开朗、随和，且县广播站万忠田正在追求她。后郝由公社广播站调县广播站，但她还是与上海知青结合了，因为上级规定，不能与知青谈恋爱，这件事我并未如实汇报。与会参观人员大约在下午两点钟才回到西城，这个时候，西城除小学之外，并未建厕所，省六二六医疗队的人员，只能在公社旁的土屋里，蹲在两块木头上“出恭”。这一百多人开会，他们够难的了，九月中、下旬，开始收割一季晚稻，各地种植的鸭子矮和矮脚白米籽，普遍获得丰收，下坊生产队年终分配，每个劳动日（十分）分值达1.41元，位列全社第一，可能全县也难有队能超出，下坊队每年年终分配，生产队男女老少，都要集体吃一餐丰盛的饭菜，干部叫我去吃，我每次都婉拒不参加。另外，我有工资，所以在生产队劳动，并未记工记分，只是作一份贡献。 十月我到县参加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大会，既然县和公社认为我是反革命，为何又叫我出席这个会议？真想不通了。 一九七一年，文革初大讲历朝宫廷政变的林彪，后跃升为党中央副 主席，九大定为毛的接班人，九月十三日，在北戴河与其妻叶群、子林立果，仓惶出逃途中飞机坠毁于蒙古温都尔汗。解放战争三大战役，立下赫赫功劳的林彪，从此被留下骂名。林在抗战时，曾被阎锡山部队误中了铅弹，曾到苏联治疗疗养，斯大林曾愿以一个师换取林彪，正是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建国后，他一直在林家院子，说怕光、怕风，文革伊始，大讲历朝政变经，一跃而为毛的接班人，谁不知，伴君如伴虎，一朝大将，可叹身葬异国。说是企图炸毁南巡北返的毛的专列，企图谋害毛主席。可以肯定，当时中央进入了一级战备，开始是被封锁消息，后是逐级传达，我是在丰南大队舒家生产队与社员一道听传达的，这就是说，我已轮为最底层，连在公社党外干部听传达的资格也没有了。 年初，我驻在丰南大队罗塖生产队，上级提倡温室育秧，于是我们用塑料薄膜盖温室，采用室外烧柴将蒸气送进温室，催芽后播在有一层土的木板上，秧苗在温室里生长很快，但是，这个办法不是适用技术，秧苗育早了，栽插下田，因为气温低或者强冷空气来袭，禾苗就会被冻伤，甚至冻死。这个生产队与长兰山一样，完全在山顶上，共有三个村落都未上十户人家，因为吃派饭，我住在干窝，轮到罗塖、孔家两村吃饭，每天夜上吃饭，来往都要走四、五里的山路，十分艰苦，况且毒蛇出没，总是提心吊胆。 听说八角莲是蛇药，我便在山上采（挖）了几块八角莲的根，山上七叶一枝花更多，山下都是养水牛耕田，这里却是用黄牛耕田。有一天，队里一头牛不见了，次日，全队社员找了一天未见，我就不太相信找不着，第三天，我上山寻找，仅仅半天时间，碰巧便在一个山坳看见了，一九六七年春，我和杨方奇来过丰南大队，但刚到大队，就听说这个队烧山了，原来是山火从邻近的南丰县蔓延过来的，于是组织大队群众上山扑灭山火，整整二天一夜才扑灭了这场山火，否则，将烧过福建去。正因为我踏遍了附近的山头山坳，对地形有一些了解，所以我估计牛可能是跌进山坳了。 我在罗塖与社员用黄泥水在池塘里选种，次日晨，干窝理发师老贵说我肿起来了，他说那里的水冷，我们都不敢随便下塘，你怎么可以到池塘里去。当天，经下放在西城的六二六医疗队（南昌市第五医院）诊断为肾炎，叫我休息，我向公社打了招呼，便回到家里。生产队正在盖仓库， 在家里闲不住，便到工地上挑土。后来，我在县开会，听税务局刘敦龙说，他也患过肾炎，就是要戒盐。以后，下乡派饭，在县里、公社和海南南繁，我一直坚持了六年戒盐。现在，我还是喜淡怕咸。家中几口人，我常为吃油发愁，别人不吃牛油，我就买回家熬油，但这毕竟难得有，为此，我把房屋左边一间闲屋养猪。因为家中有三个小孩，我早请人做了一张新床，旧床便放在左后间屋，我就睡左后间的旧床，这样，我就与猪舍为邻。当年，供销社的智利鱼粉，二毛钱一斤，比鲜鱼还便宜，我每次买几斤添加在饲料中，从西城买二块钱一百斤的红薯挑回家喂猪，加上家中的红薯藤、青菜等青饲料，所以猪长膘快，毛光水滑，格外鲜亮，年关让生产队屠宰，板油、花油全部留下来熬油，按规定回供的粮食，来年作饲料。这样，吃油的难题基本好转。 我在生产队休息了个把月，仍然去办公室工作。秋收之后，县、社组织工作组抓基层，我在周家际，担任组长，组员有县委组织部管日顺和公社党委委员陈如孙。这个生产队，历来瞒产私分，生产队的口粮薄上人平只有360斤稻谷，但大家年年做米粉，家家都吃得饱饭，公社把周家际说成是个难攻的堡垒。上一次，派杨桂森带人来查没有结果，我们进村便发动群众实事实说，并培养积极分子，民兵排长熊香附，终于向我讲了瞒产私分的真话。另外上海学生反映，丢了床单、肥皂，还有邻村反映棕片被偷等等，我们都查了个水落石出。生产队长熊百孙，会计熊文龙向公社交出了历年瞒产私分的账本。经过二个多月，工作顺利结束，县工作队长、县委常委兼农业局长毛明瑞向我说：“孙科委，这次帮管日顺记个功好不好。”我晓得轮不到我，自然同意。（我在县开会，在海南南繁，毛都这样称呼我孙科委）。周家际生产队有十来个上海知青，其中有二个姓胡的姐弟，听说女的与薛有染，因流产正休息，从外貌看，胡与薛辛忠倒很般配。 一九七二年，公社水电厂旁边建了一个玻璃温室，成立公社农科所，我和黄德恩驻农科所，知青办的工作由孙明仂接替，有时还要帮他一下，黄兰达是广州梅县人，已调回老家，原下放西城的南昌五中校长孙樵调任德胜共大校长，拟调我去共大，因被公社卡住，便改调了龚天任，熊村管农业的付书记胡金水，也要求调我，同样被卡，次年改调了黄德恩。 这一年，全国仍继续批林批陈（陈佰达，毛的秘书，他的前任一个自杀，另一个也挨了批），继续批判黄（黄永胜总参谋长）、吴（吴法宪空军政委）、李（李作鹏陆军）、邱（邱会作总后部长）及其爪牙。首都警卫部队文革后为38军，该军原是林彪指挥的四野两个王牌军之一，又称之为两只虎，卫戎区司令员是王猛，现都调离了，被林立果选中的妃子也受到牵连了，总之要彻底铲除林氏毒瘤，以除后患。西城纪振华医师，常常说将来毛百年之后，老帅肯定不服，纪原是部队下来的，原在县医院，后调为熊村共大校医，六八年毛的“五、七指示 ”后下放西城河樟，未婚，在西城生活艰苦，听说他买的咸鱼生了蛆，就用筷子夹出来再煎了吃，退休后回了老家安徽。 西城公社因为推广种植鸭子矮和矮脚白米仔高产良种，粮食连年丰收，群众踊跃售粮，年年超额完成粮食征购任务，因此，县在西城召开了粮食工作现场会，公社领导在会上介绍了经验。 转眼新的一年即将来临，杨鑫根打电话来，说蔡书记要调我到农场，阳历年加餐编桌有我的名，还说帮我租好了房子。公社秘书杜子云也隐约说了调我回县的消息，但他又说，公社不会放，我何尝不想离开西城呢，家在芦坑，离西城十里地，我每个月回去一、二次，来公社肩挑一百斤谷，到西城机成米，下次回家，再把米和糠担回家，如果去县农场，家属可以吃定销粮，农场有机米房，直接为家属供应大米，而且场里的旱作地红薯、芝麻、花生、豆子等可以按人分到一些，食堂养的猪屠宰后家家都有份，到了农场，我也不用吃千家饭了，特别是在丰南樟沅一带缺油，常常是吃干锅（无油）。 春节前，家里让生产队宰了两头猪，板油、花油全部留下来了，还有按规定分的猪肉，我把它全部熬成油，瘦肉则放入油锅中，把水熬干再放入盛猪油的陶罐里，将罐口封得严严实实，藏在厨房矮楼的柴草堆中，这是为回老家做准备。 一九七三年，春节的正月初，一家五口人步行到西城，坐了吴先华开的公社的货车，原定是到县城，没想到此人十分缺德，居然把我们甩在宏村，大人还好办，但三个小孩怎么办，真是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我在宏村游荡，忽见熊香附，他说，已在岩泉林场工作（林业工人），我好不容易找到了去县城的车子，我们又到了杨鑫根家落脚，杨与我虽是同乡、同学、同事，但他表面上，并不热情，每次都是邹龙英母女俩热情地招呼我们，杨和他的小舅子一样，常常是待吃饭之时，才从菜地回来，其实，我也很像杨，不善周旋应酬、古板、木讷，大概是他们看到我们带了芝麻豆屑糖，因此，杨要我顺便捎一箱给他家。我们乘班车在光泽上了火车，经向塘换乘了长沙方向的火车，途中在樟树停靠，我们下了车，我叫水秀和三个孩子在候车室等候，我便提了一箱糖往乡溪去，这一来一往30里，若是误了下趟车，便得在此住一宿，急急忙忙中，眼见一辆开往机场的汽车，我招了招手，车停下来，问我去哪，军车很快到了乡溪，我把糖送至杨家，其父几次到过黎川，其母我则从未见过，虽显得有些瘦，但却很精干，两个弟弟倒也和其兄差不多，我打过招呼，道明原委，便急急忙忙往回走，但未碰到飞机场到樟树的汽车。当年，修建向塘飞机场我在樟中的操场上还打过石子，乡溪这边的机场，五六年才开始修建，当时称作6567工地，听说这个机场是当时东南亚最大的军用机场。我到达车站，随即改乘往萍乡的列车终于经二天一夜，顺利到了邹家。次日，我们看望了母亲，可喜她体魄康健。 我在邹家住了几天，便一个人独自回到芦坑，在吴金发家里吃饭并在他床铺上睡了一晚，次日到公社上班，我去年调公社是住在医院的上方，公社食堂的下方那排房子里，秘书告诉我谢家忠经县医院检查患了癌症，公社决定要我接替他的工作。这样，我便搬到谢的房间，次日早晨，看见谢家忠像个老人一般步履蹒跚，由夫人杨秀容扶着慢慢地走，她陪他去上海看病。此前，公社会计艾锦堂先是眼睛肿在眼眶外面，也到上海去就医，回来后，癌细胞扩散转移成肝癌去世了，所以谢当时吓得要命，原来，他虚惊一场，现年近八十，身体尚好。谢是公社出纳，公社干部每月的工资及一切开支现由我代理。杜秘书非常老到，说我们就像兄弟一般，你桌子的抽屉一定要锁好，以防不测，刘书记晚上在家夫妻吵架，每次都是夫人罗华珍上公社来叫杜去劝架，夫妻听他周旋和好如初。这是杜之所长，不过他也有所短，我亲眼见他把李付一个来打结婚证的女青年（家庭成份不好）叫进他的房间，把房门关了不知作什么，真是老奸巨滑。 秋收前夕，县组织农技干部去福建参观，先后在建宁、邵武两县，考察鸭子矮、矮脚白米仔的生长情况，本来西城前后已栽种了四年，为何舍近求远去外县参观、调种？道理很简单，这是农业局为了顾全面子。这两县的农业部门非常热情地接待了我们，特别是伙食很丰盛，每餐都是好几碗菜，着实饱餐了几天。 上坊队黎川知青傅光明调乐安721矿，临走之时说正与顾红星谈恋爱，叫我照顾一下，半年之后，我得知顾怀孕了便写信到上海告诉她的父母，其父来信说，不论当官与否，坚决不嫁，过了几天，他从上海来到西城接孩子，住公社招待所。次日，他便带女孩到县医院流产，后他将女孩安排在崇明岛农场。 一九七四年，深入批林批孔，上卦下联，公社刘文发书记也受到批判，县革委付主任刘应根参加了大会，大会叫我做记录，我记了二天，便请假躲到家里。说是批林批孔，林已死，而孔夫子则是两千年前的人，所以，批林批孔有人说是暗指批周公（周恩来）。刘应根原是搬运大队工人，造反当了县官，打倒四人帮，他的官帽就掉了。 十月，各公社组织人马去大寨参观，西城由熊木根秘书带队，公社干部和大队支书共10多人，经垅海线抵达阳泉，宿于昔阳县城群众家里。睡在炕上，卧室犹如窑洞，非常暖和，按照这里的习俗我们称房东叫大爷大妈。每日三餐，步行到县接待参观人员的大食堂里用餐，每桌一钵，一锅煮的土豆，大白菜、粉丝羊肉汤，主食是小米饭或小米稀饭，很多人吃不惯，我照样吃得饱。我们来到大寨，只见光秃秃的山上栽种了苹果树，因为已是十月下旬，作物收割完毕，这里过去真是个苦地方，在中央、省、地、县的支持下，才走上了富裕道。原大寨党支部书记陈永贵文革中升任了国务院副总理（还有纺织女工吴桂贤亦升任为副总理），郭凤莲接任了大队支部书记，大寨村的商店里，看到了二角钱一斤的国光苹果，现在可能让位于名目繁多的红富士，退出了市场。十月二十二日晚在县城看了一场篮球表演赛，可能因为是表演，加之风大天气寒冷，运动员都未脱绒衣。第二天早上，我们去食堂排队吃饭，路面结了冰。 我们这次参观只是名（县内各个公社也如此），实则是游山玩水。看过大寨便来到北京，从前门坐开往石景山方向的地铁，到达五棵松。熊在营房里找到他弟弟熊细根，领我们到了师部，干部科黄文达干事 （黄有光的弟弟）安排我们住在二龙巷高教部的钱、李二位排长的营房里。当年，没有省地公检法等重要机关的介绍信，在首都便别想住旅店，要想出来游玩，就得凭关系找住宿。本来，朱绍喜叫我去他姑母家住，但我考虑吃住不便，不如住在部队更自由，这个部队是地铁部队，有的人如杨长发，便已被安排到地铁木樨园站上班，熊细根这个排的汽车兵都驻在五棵松，正在为中南海地下工程施工装运泥土，自动翻斗车听说是从捷克进口的，高教部里的这个排，可能是临时调作警卫，我们早上在部队吃稀饭、粉丝、红薯。饭后，两排长带我们外游，我们则请他们到饭店共进中晚餐。晚上睡下之后，有时听到小车声，排长告诉我们，迟群回来了，迟在文革中，已从一位团级干部升至高教部的军管头头真是官运亨通。当时的高教部只有一栋几层楼的房子，比之现在县教育的房子还不如，高教部离西单商场很近（半里左右），晚上，我常到商场或街上溜达。新世纪以后，我坐公交车多次经过西单，但从未再去看看已易名的二龙路。 我们游玩了几天，又往林县参观红旗渠，车到安阳，已是晚上，看到沿街有不少摊贩，有卖粥的，卖猪脚的，我看到摊主把顾客吃过的碗，放进一只木桶中像米汤一样的水里洗一下，便总是用那块抹布抹一下，再把碗翻过来叠在一堆碗上，然后，我又走进店堂，忽见餐桌上竟有一层灰（或煤灰），俗话说眼不见为净，此情此景，实难有食欲。 次日，我们参观红旗渠，林县人民，凿山修渠，从山西漳河引来了幸福泉，工程令人叫绝，参观者无不受感动，真是劳动人民创造世界。 返程时，路过南京，他们参观了南京长江大桥，我却因受风寒未去。晚上，找不到旅馆，只能去澡堂，但必须待顾客离开后，才能进店，我们在外头，待到晚上十二点过后，才进到澡堂，没有床，只能在躺椅上躺了四、五个小时。 返回上海，原计划是来游玩数天，打前站的熊秘书和游永泉部长，将我们一一安排住进知青家中，他两人各在旅店有一个床铺，熊叫我住在梅沅女知青季竞果家中，我觉得吃、喝、玩、乐，花人家的钱不好，况且，我是顺道来看病，有些时日，所以未同意，熊便叫我住江苏旅店他的床铺，他住季家。我住的旅店离江苏饭店不远，我常常在饭店或者里弄食堂就餐，早上则到饮食店买一碗一角二分钱的阳春面，这个地段就在静安寺旁延安西路边。我每天乘车去春光理发社，每次一位理发师把一片祖传的很薄的膏药，贴在我左脸的太阳穴，只收贰角钱，果然，贴了之后，左脸很舒服，像做理疗一般，我贴了十二、三次，自知日久难愈，只好返回西城。 一九七五年，我在8月31日，来到河北定县38军某师医院，吃住在定县招待所，我每个星期去一次医院，由马忠山大夫为我穿一次羊肠线，左脸面瘫，多穿在这一面的地仓、太阳穴或耳垂边缘的上部，羊肠线一头已打了结，穿后在线的一头也打了个结，患者来自全国各地，北方的居多，山东人郭大江，正当提拔为营长时，忽双侧面瘫，他的象棋下得特好，兴安岭林场安保科黄医师，人很活跃，山西太原公安局李永裕告诉大家，现在，没有通行证，不能进出北京，华国锋在抗战时，原是交城县地下县委书记，驻马店某部的林赏，告诉大家河南8月底三天暴雨，突发大洪水，三个大水库倒掉二个，水还未到，冲击波便催倒了房屋，死了7万多人，男的扑在水中，女的仰面朝天，京广线被冲毁300里，全省有周口、漯河、驻马店等五个地区受灾，我在十一月三日晚由京广线途经漯河、驻马店时，依然隐约可见灾后景象。 本来，定县南面即是古迹甚多的正定县，有的人去参观游览了，我不感兴趣故未去，我喜欢读书，这两个月，买了一套河北名中医张 锡纯著的《衷中参西录》，通读之后，受益非浅。这次穿羊肠线，非但没有丝毫效果，反倒带来了痛苦，左额头上的线头突出得早，每次理发，都会出血，我采用鸭胆子才敷好了，两边太阳穴上的线，也不断冒出来，至今两耳垂旁的线头，于然常在。 一九七六年，中国发生了一桩桩惊天动地的政治大事件。一月八日，周总理逝世，清明节，天安门广场发生了悼念周总理的所谓的反革命事件；七月六日，九十高龄的朱德去世；九月九日，毛泽东逝世，十月六日，发生了由叶剑英、李先念等老帅主持，由华国锋、汪东兴承办的粉碎了“四人帮”。王洪文（上海国棉17厂的转业军人，由科长坐直升机当国家副主席）、张春桥、江青、姚文元被宣布隔离反省，虽然江青叫嚣“毛的尸骨未寒”，但四人帮终成阶下囚。紧接着全国各省、地、市、县一批批大大小小的四人帮的爪牙，都被隔离批判。这一年，有史以来的唐山大地震死了24万多人。 这一年，我驻在尹家，栽了两亩不育系、保持系和几亩杂交水稻，稻种纯度不高，抽穗之后，每天上午扬花时都要除杂。 十月初，县召开有140多人的南繁育种大会，县委付书记邓印根带队，县委常委毛明瑞为副领队，政府办主任杨方奇管财务，各公社付书记农技干部和大队干部组成南繁小组，十一月十一日我们在光泽上车，当晚抵达衡阳，次日晨天还未亮，便排队去火车站，谁知已是人山人海无法上车，好不容易上了车，只见车厢里人挤人，洗漱间，坐位的靠背上都站满或坐上了人，我站在过道上，两只脚难于挪动。列车本设有餐车，我这节车厢正好挨近餐车但却买不到饭，乘务员叫我从车厢下面钻过去买饭，我钻过去了，却两手空空。这趟慢车，实在太慢，行驶了30多个小时，才到桂林。桂林山水甲天下，我们在两天的休息中，游览了七星岩、芦笛岩。桂林上车，比登天还难，未到站，已挤满了人，我们一行，虽然先上了车的人伸出手来拉下面的人，还是难予挤上车，有的人上了车，才知鞋没了，还有人连尼龙袜也在上车时被挤掉了，又是饿过30多个小时才抵达湛江，湛江体委主任原是县武装部的方部长，安排大家宿于华侨旅社，呆了四天，才通知上建华轮，因为湛江是军港，只允许晚上上船，建华轮，本是开往国外的海轮，虽然临时征调来支援南繁，但它的四百个旅客房间并不开放，只允许我们躺在会议室、餐厅、游乐场的草席上，原说不供水、供饭，不过开水箱中烧了满满的开水，比之前几天乘火车，真是舒服多了。次日抵达海口旁的海面上，由驳轮把我们接到海口，粉碎四人帮后，国家进入一级战备，中央要求20万南繁队伍只能从湛江渡海，但农事季节不能耽误，所以才造成这样拥挤的局面。 海口位于海南的北端，我们由海口往南，直达崖县（三亚）的林旺公社风塘大队，公路两旁，有许多橡胶树，割胶的口子下方都挂有盛胶的小碗，西城与宏村同分在六生产队，到达落脚点，住在老乡家中的客厅，房东二老叫孔庆时书记，叫我老师，称农民为小丁、老黄，我们按当地习俗，尊称二老为阿爸、阿妈，安顿了住，便是借米做饭。第二天，队部开汽车，大清早用餐后，便上山砍柴，听说山中有毒蛇，还有山蚂蟥，大家特别小心，人人提防被叮咬。砍好的柴，一捆一捆运下山。堆到汽车上。我们在此半年多，总共砍过十多次柴，海南群众，不太种菜，我们初来窄到，只得在陵水县藤桥公社的集镇上去买菜，同时我们把生产队划给我们种菜的田块上，挖松泥土，种植蔬菜。 我们在安排好生活的同时，便及时浸种、播种、育秧、栽禾，精心管理，本来西城公社只来了三个农民，原计划只搞15亩，但六队要求我们多种10亩，人少田多，我和老孔只好和三个农民同心协力干。 海南的风土人情，与大陆不大一样，海南管犁田、耙田叫内山、妹山，一、二、三、四叫夜、露、那、敌，他们的文化素质很高，男的未读高中，找不到对象，所以，不分老幼，都能说普通话，但我们入乡随俗，也学说了不少海南话，以方便交流，我们在风塘最不习惯的就是没有厕所，每天早上大家都在棕毛丛中方便。房东在屋的前方10余米处，搭了两个茅棚，一为小便坑，一为洗浴棚。我们的厨房也在房屋前方五、六米处，可能因正逢旱季，井水又深又浅，大家多用钢精锅、兰球壳等在井旁排队取水，当地的男青年，常在大队部的兰球场比赛，输的一方须放鞭炮，总的说来，海南最大的不同，就是妇女为主要劳动力，大陆是男耕女织，男的是农业劳动的主力，而当地却是以妇女为主，男的未结婚，不下田，便是结了婚，也只犁耙田，其它农活，则由女的包干。 风塘村，离大海很近，只有三、四里地，海上风大浪急，只要风浪小的时候，生产队就会下海捕鱼，还叫上我们同去，捕鱼时由他们的一个人，乘小船随鱼网下海，我们只见海浪一浪高过一浪，小舟时隐时现，待他撤了网，我们大家同心协力背上网绳向岸上走，渔网靠近沙滩，他们把网里的鱼一一拣起来，听说过有海蛇、海龟，却从未见过。捕上来的鱼，大的只有几两重，捕完以后，生产队分一些把我们，他们砍了蔗，也会把我们吃，糖厂压榨的红糖，给我们每人10斤，每斤0.40元，我们都寄回家中，房东待我们也好，来的时候，便用椰子款待我们，春节的鹅肉，还特别留了一碗未放盐的把我吃，当然，我们也会送东西给房东，礼尚往来。 春节期间，队部组织去天涯海角，我不愿意去，但也拿了他们拾来的海花和贝壳。 一九七七年，海南过春节很简单，不像大陆热热闹闹，他们吃喝也很简单，房东的女儿结婚，只有两个菜，不用桌椅直接把菜碗摆放在门前的沙地上。 农闲时，农民听说通什有的卡卖，带队的叫我和宏村的李文光跑一趟，当年中越关系紧张，可能为防敌特，所以我们经崖县购通往保亭县和通什的汽车票，要出示介绍信。这两地地处崖县偏西的山区，通什是自治区的首府，我们找到通什市招待所，服务员说只有一个床位，一个人得住统铺，李文光年轻，礼让我睡床上，他和另外十多个男的女的，睡在地铺上。李后调回南城工作，我至今感激他。次日，我们买好的卡，便返回风塘，我觉得通什的水土好人的皮肤更秀丽，保亭只经过，没什么感受。 水稻成熟后，便开镰收割、打包，堆放到生活用车上，把稻种运回各公社，我们则乘坐海轮返回，我和杨方奇睡一个房间，四床双层睡八个人，日上，常瞭望水天一色的海洋，经过一天的行驶，终于在夜上到达广州，我利用两天的休息时间，游览了越秀园，海珠大桥和农民讲习所等地方。队部在广州购了飞机票，实现了县领导“南繁辛苦半年，让大家坐一次飞机”的诺言，飞机从白云机场直飞长沙，再乘汽车到韶山，参观了毛泽东的故居。这里仅有一栋别具风格的房舍，右边只有一间佃户的房舍，左边则是一长排的房屋，有毛的父母兄弟的卧室、仓库、厨房等，从房舍中出来，可见对面不远处，有一村庄，只是未近看，从韶山经长沙返回西城，这次南繁，去时受尽艰辛，返回时舒舒服服，心满意足。 我去海南时，公社分给我三间房子，前面一间吃饭兼卧室，中间才是住房，后面是厨房，楼上也有一间，但要爬楼梯上下。楼下三间房狭长，而且都是过路间，虽然如此，比之下坊的土屋还是好多了，特别是小孩上学更方便。我去南繁不几天，公社组织姜坑生产队社员，用扁担肩挑，帮助搬的家。我回到家中在房屋后面的山坡上挖了两个坐西北朝东南的山洞，继续养猪，只有这样，才能解决一家人吃肉和吃油的难题。省里下放西城的孙樵，他是16级干部，虽然级别比公社书记高，但就是因为吃肉难，也只好在家中养了一头猪。虽然猪尿可从地板缝隙中漏到河里，但猪屎却需打扫。 一九七八年，自南繁之后，全社一、二季晚稻，开始种植杂交水稻，而且几个大队都进行三系育种，所以，我每天都行走在山路上，头一天走六个大队，第二天去另外三个大队，天天如此。 这一年，邓不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开始改革开放，平反冤假错案，摘掉了地、富、反、坏、右帽子，农村方面的改革，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几年之后，便取消了粮、棉、布、油、豆腐等各种主副食品的票证。 去年南繁之后，我就想再生个孩子，姊妹多，好互相帮扶，免得在外乡受人欺侮，水秀怀孕后，家务事多，况且还在医院做饭，我叫她辞掉这份工作，医院黄院长和陈智玲来家里要我让她去做饭，我未应允。10月9日，小林出生了，由公社医院的上海知青小叶接生，小文、小凤是由章家的简兰英接生，小星、小珍则是上坊的接生员助产。 小林出生后，可能有人认为我养不了五个孩子，所以，五通大队开拖拉机的廖生根，来到家里，说让他抱去养，还好，小文不答应，水秀也不同意。 年底，县委书记周振林，来宏村公社参加农技干部大会，晚上看电影时，他向刘笑龙讲，要把我调回县里。县虽然派来了共大毕业的万同庆，可是，他却被安排在办公室做出纳。 一九七九年，县召开科技工作会，科委主任陶文华说，要把我调回科委工作，我则向他推荐裘坊公社的李岐山，我说李是大学生，身体好，家在县城。我在文革时便下定决心，今后即使刀架在颈上，决不再坐办公室写材料。我说身体不好，家远在西城，农业户口。过去从七三年起，一次又一次要调我，唯独我，光打雷不下雨，下放西城的农技干部龚天任、刘传洲、童任尧、黄德恩都被调走，可是我像打了铁钉一般，一直钉在这里。原来，我在文革被打成黑帮尚未平反，显然县委毛常委和县农场蔡书记、熊村公社的胡金水书记以及种子公司的陈忠惠经理均不知内情，这样的事完全掌握在组织部门手中。我看了社科院一位作者写的《时间与性情》，他在北大哲学系时，因为与郭世英来往多，成为郭的边缘人物，后毕业经过劳动，被分配广西一个边远的山区县，文革后，社科院派人去调他，县委组织部不同意，最后，社科院经过一番周折，由上级组织部门出具了调令，他们才放了一码。我的情况，大概有些相似。虽然七八年全国摘掉了地、富、反、坏、右这几顶帽子，但东风尚未吹到我头上，直到八一年，农业局办公室的程快生，他在翻阅文件时，才把县委在七九年底为我平反的文件让我看了，我才恍然大悟，原来，我是蒙在鼓里，改革开放后，胡耀帮主持平反冤假错案，我为何迟迟未平反，不知是罪大，还是被他们“遗忘”了。年底公社宣布我调县。我到组织部报到时，正好迎面看到种子公司陈经理，他说若到公司，马上腾出家属住房，解决农转定销粮，逢年过节猪肉、花生、大豆等不用愁，但我到了组织部办公室，还是叫我到科委上班。后来得知，凡进县委、县革委两大院的人，都必须经五人小组同意，我算倒霉。 年前，我叫水秀回家，卖了两间房子和厨房，她说发堂和发根争买，共卖了1400元，其实，那是很早建的一厅八房的老房子，房间又窄又暗，仅仅可放一张不是很宽的双人床，比之他们一厅四个大房间的差远了，他们只是因为都有三个儿子，所以才急着为儿子多买点房。发根买房不久，便上吊自杀了，迷信者，都认为那张被抄走的床和这间厨房不吉利，所以买的人才会死掉，不过我并不信这些。卖了房，水秀便把母亲接到了西城。 一九八0年春节，生产队来人宰了两头猪，家里留下了自留肉和猪油，另一头卖给了彭木财。后来，听已迁来县城的邻舍杨利坤说，彭将小秤铊换成大秤铊，一秤吃掉了40斤重，事过境迁，何况彭早已患癌症去世了。是年我重回科委。 早稻插秧期间，我和农业局长杨嘉熙分在龙安公社，公社书记何万和要把我留在公社，他说家属由他安排，杨说是县革委主任叫带来的，我必须带回去，何的哥哥何景和在文革初，因是保皇派死掉了，所以何得以重用，76年为湖坊公社付主任，南繁时，他也孔庆时因争水，两人都手握锄头守在稻田的水口，差一点干起来，因为他是西城粮站吴文孙的姐夫，而吴与我相好，所以我居中调停。 我来到科委上班，办事组（县革委下只设几个组）杨盛藩组长对我特别热情，当年，他也被下放西城，我到他家去过一次，他说因病不能下乡，还脱衣服让我看了。我想，可能与此有关。他带我上了政府大楼三层东边朝南的一间卧室，房间宽敞，更主要的南面下边是个球场，再往南，也只有一层矮矮的房屋，房间冬暖下凉，冬天，太阳一天晒到晚，我常带上纸笔，在房中抄抄写写，没有半丝寒意。遇上雨雪天气，房里也很暖和。 前年，公社曾评定一九七七年40%的增资指标。我未增资，今年又要评一九七九年40%增资指标，公社黄文达付书记来科委办公室，叫我去公社评，这次评定标准，明确规定技术骨干、先进工作者优先，这两条我都符合，况且我自56年工改以来，一直未调资，可是各公社各单位在评定时，都是人一走，茶就凉，凡调离的干部、领导一概都不评。我和调东堡公社的孔庆时，都未评到，不过孔和其他几个中层干部同去找县革委主任谢文彬，结果都给了一级，只有我吃亏。这两次40%增资评定，前所未有，德胜关垦殖场有个工人民兵，文革是响当当的造反派，因为未评上增资，结果开枪打死两人，伤一人，尔后自杀，听说外地也有类似情况，此后调资，再没有采取这种方式。 年中，地区组织农技干部听遗传工程报告，由文革中放牛的“反动学术权威”江西农大教授作报告，他深入浅出，讲得生动活泼，可以说这是我听得最津津有味的一堂报告。散会时，碰到了同学陈仕明，这是毕业后唯一一次幸会，会后，刘笑龙带我去他姐夫龚治国家吃了中饭。 我另一次到地区开会，会上，组织者把抚州地区的四人帮的爪牙张茂和、刘美贵、宋喜明等人押进会场进行了批斗，张原是南城县长，而原县委书记叶学令则已升任地委付书记。 年底，公安局户政科张科长通知我全家农转非，这是我写信向县委卢接绍书记后，他亲自与罗细通县长商量解决的农转非。 我原担心小文年过16周岁，且未在校，还好也批了农转非，多年来的心头大事，终于圆满解决。 一九八一年，省科委召开科技工作大会，我安排了搬家事宜，元宵节前，便到南昌，帮潭溪公社农业科技示范点写了在大会上发言的典型材料，回来后，家里已从西城搬到了潭溪的窑下生产队，在西城，由粮管所等同志把东西搬上了汽车，另外，潭溪粮管所装去一车麻袋，顺便装来了一车柴，这两部汽车的东西都是潭溪公社的毛明瑞书记要窑下生产队社员卸的车。 年中，到武汉参观小商品展览，改革开放后，国家从港、澳、台和国外，引进了一批适用的小商品，我们共四个人，由黄河清付主任、特钢厂曾富行、汽配厂梁文炳和我四个人，前往武汉参观了三天，大开了眼界。 根据上级要求，去年县成立了技术职称评委会，评定工、农、医三大系列科技人员的职称，我早在56年便是技术员，外县如南丰、南城的农技干部，别说是技术员，便是助理技术员，都评上了农艺师。我虽然是县评委成员，但黎川有人说工程师、农艺师满天飞，所以我被套改为助理农艺师，因为现没有技术员，助理农艺师等同于原技术员，所以称之为套改，直到今年11月23日，行署正式授予我农艺师技术职称。另外，县科委主管的工、农、医三系列科技干部，还开展了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工作。 家里在窑下住了一年，又搬到了吴家田，这里离县城的学校稍近一些，不但小孩子上学方便，于我上班也更方便。 年前，地区组织科技成果展览。县有潭溪示范点、社苹工艺美术瓷等二十余项成果被选送参展，我负责文字说明，剧团美工陈轮祁负责美工，我多以打油诗顺口溜作说明，陈很感兴趣，他说想创作连环画，把潭溪的事迹介绍出去，他负责美工，要我搞文字，我精力有限，没有应允，后陈调回上海去了。开始我们两人合作，途中，又派来了江丙生协助陈搞美工，直到年关时，展览结束。回到家里，年货都办好了，可惜，我在七、八月种的两畦大蒜，被偷光了，当时每斤可卖二元钱，母亲又是一个人在老家过年，因为她多次连续几天不肯吃饭，要求回去，所以，端午节后，我就把她送回了老家。 一九八二年，科委办公室谢健南提前退休。原来，她负责的年度工作计划、总结等事项，现在由我承办，本来，科委有《科普简讯》、《科技新成果》等五种不定期刊物，要编辑、校对、发行，潭溪这个示范点，每年省科委要组织三次巡回检查，这样，堆在我身上的事多了不少，另外，去年成立了科技情报站，也划为我管。 黎川培育、生产食用菌，源远流长，前一些日子，省委付书记王书桐在广昌县看了人工栽培食用菌，号召各地前去参观，我带了农委老汤、农业局、农科所等单位共十个人去广昌参观，广昌县政府办主任、科委主任、农工部长、县委付书记都陪同我们参观，并设宴款待。但农委汤之尹频频饮酒，酒醉扑在桌上不起，这样，他们又用车把我们送回招待所，我真不好意思，随即买来张红纸，写了感谢信，次日晨，便乘车返回黎川，把参观情况向领导作了汇报。 六月下旬，静止峰（雨带）维持在黎川上空，暴雨七天，河水涨到了吴家田边。 年前，又搬一次家，从吴家田搬到了政府宿舍，这栋二层式的预制块结构的房屋，共八套，没有卫生间，厨房也还未建，但我为小孩上学和我上班方便，先搬进来住了，小客厅后面是过路间，只好先在屋后做饭，楼上有两间房住不下，便在过路间也铺了床。 母亲独居在老家过年。春节我带小珍、小林回老家，看望母亲。 一九八三年，阳春三月的一天晚上，强对流天气袭击黎川，电闪雷鸣，因为我们的屋是预制板式的，有邻居为防意外，便到屋外，以观动静。 今年，科委又增加一个单位，叫科技市场，陶又叫我负责，本来，我已是科技计划股长，情报站付站长，我哪里有三头六臂，这是为了应付上头，上面有了科技市场，上行下效，下面就得跟着挂这块牌子。 自从80年评定技术职称以来，已为工、农、医三系列技术人员数以百计的科技人员评定了技术职称，其中，中级共24人，8月23日，县评委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又评定了几个人的职称，所谓最后，就是由科委主导的这种评议，已经尘埃落定，以后要搞职改，而且，上头正酝酿把科技干部管理重划归人事部门。 大概是九、十月间，我和王友泉去南县参观，途经赣州，抗战时期，蒋大公子经国任赣州行署专员，曾听在此受过训的老师说，他不像花花公子蒋纬国，而是真抓实干，譬如禁赌，他曾装扮成卖清汤的摊贩，头戴草帽，端上夜宵上银行大楼，待到赌桌边，放下碗，除去草帽，吓得赌徒魂飞魄散，无论官太太什么人，常被罚在公园跪地示众。相比之下，我小时候，伪县警察局常深更半夜来村上捉赌，警察未进村，狗便汪汪叫，一个赌徒也抓不到。另外，蒋大公子曾与南昌的章氏，在此坠入情河，章在桂林产下章孝严、孝慈两子，由其外婆带到台湾抚养成人并学有成就，两人虽因老蒋避讳而未姓蒋，但却入了蒋家的“孝”字排行。 潭溪公社自80年列为全省六个农业科技示范点之一，历时四年，由于农业连续八年丰收，今年顺利进行了总结验收，现在潭溪公社也实行了生产责任承包制，事实证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58年开始，全国一风吹的人民公社化，终于被实践所否定，当年的“消灭四害”大炼钢铁和吃公共食堂等，都早已被否定，什么“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亩产二十万斤”，都已成历史笑话。 一九八四年，县委主管党群的副书记陈新说，他在武汉大学的同学徐耀（省应用化学研究所所长）和同事三个人来县考察，叫我接待，当时，陶在上饶乘车受伤，但黄副主任在单位，我不知他为何绕过黄直接向我打招呼，虽然根据中办（1980）43号文件规定按职称是付县级，但黄是我的行政领导，所以我当即向黄汇报，并安排在黎川饭店就餐，前后五天，陈餐餐奉陪，最后一天中餐，周付县长同时作陪，当年物价便宜，吃了五天总共餐费尚不到200元。后陈新调离时，我正在大院中进行星期六下午例行的打扫卫生，陈特意到我身旁，向我打招呼，随后，他上了楼，大概是向政府领导告别去了。文革前一九六五年，南京地球物理研究所的祁延年来县考察，也是由科委接待，虽然吃在政府食堂，但我未陪同进餐，临别时，祁教授特意向主厨李细牙握手告别。 县人大原主任黄加琪在政府大楼前向我说，管日顺书记想叫我到宏村去工作，但陶不肯放，后调孙飞鹏去了宏村。不久，陶叫我带李岐山去南昌湾里区参观，我和李去看了一下，湾里是南昌的一个新区，当然自有特色。 年底，中级职称可以安排一名子女就业，有权者，自可凭关系安排进行政事业单位，但小凤却被安排到汽配厂上班。 当年，提倡干部四化，即革命化、知识化、专业化、年青化，县政府有好几位有文凭的干部，提拔到领导岗位，担任正副局长。 一九八五年，上面有精神，干部内退可安排子女就业，我年五十，可申请病退，但陶认为我对他有意见才想退休，这样，我只得打退堂鼓，小文是一九八三年进的大集体合作总店，没有路子就调不动，原来任公社书记、局长的尧华孙，他一个崽也安排在合作总店，不久，民政局“借用”他在办公室，后来，还被任命为民政局副局长，而小文，想进粮食部门的企业也没有门。 地区科委这几年都表彰县科委科技计划股，这几年，年年只是一纸奖状，今年，破天荒发了3500元资金，陶说40%发给单位的10个人，每人140元。 孔三钟去年分到科委，他在杂志上刊登“猪血提取血红素”、“可内酸内脂加工豆腐”和“洗相液提取白银”广告，有不少人前来学习，收入达二万多元，相比之下，我们为农民举办的养鸡、人工栽培食用菌等技术培训，都是不收费，我们引种的香稻、花生等良种，只是按实价实销，不赚科技户的钱。 一九八六年，我和江发生去玉山县调杂交玉米种。三月十一日早晨，南昌大雪纷发，虽然鹅毛大雪下得多，但因气温高，所以融化得很快，街道上满地是水，我的鞋子湿透，加上外感风寒，浑身发抖，感冒发高烧，到了玉山县招待所，江打电话请来了医师，次日退烧，精神才有所好转。 回到家中，得知老伴胸膜炎尚未好，而且手脚发麻，我再看她吃的药是四环素，才知问题所在，最新一期《家庭医生》报道注射链霉素不能同时口服四环素。立即叫老伴停药，才免于一难。 三月二十七中午，我因下午要与孔三钟去西城，便想到上楼拿木柴下来，还未上楼，楼梯滑落，我倒在地上，忍痛走到只有几米远的床边躺下来，开始，可能有些麻木，但在床上痛得根本不能动弹，只要动一下，便像十指被穿了针一样剧烈疼痛，随后，住进人民医院，躺在床上休息，虽然手脚无碍，但必须老伴或小孩喂饭，一汤匙一汤匙过给我吃，我估计脊柱只是裂开，倘若断了，便将瘫痪床上。住院期间，最难的是解大便，开始要人掺扶，慢慢的我小心翼翼，一手扶床，一手扶窗，也可自理，我在床上躺了一个半月，便开始下床行走、锻炼，住了两个月才出院。不几天，管县长从南京回县，他叫我同去看从南京农大带回来的栽种稻种的生长情况，虽然卢油大队来往只不过40来里地，但我坐的是面包车，生怕颠簸伤着伤口，便拼力用两手撑在座垫上，尽力保持脊柱直立，以防止因震动再次造成损伤。 管日顺任宏村公社书记不久，便被当选为县长，随即把孙飞鹏调政府办主任，不久，管带职去南京农大学习两年，今年圆满结业，他在南京结识了地委书记高丕凯的女婿马四平，他叫我去地委接马来县考察，我坐了他的面包车到地委，高正好在家，我请马等三人上车（还有江苏省化工厅邹工、计算机机研究所刘工），三天后，管又叫我坐他的车送马等三人去地委，不久，再次叫我去接他们三个人，后来回去时，面包车上装了彩电，他们便自个儿回去了。顺便说一句，当年彩电稀缺，便是黑白电视机同样紧缺，我早在一年前便向物价局老叶打过招呼，直到我躺在医院，才把一张购买14寸飞跃牌的黑白电视机票送到我手里，这是个大人情，当年，有人倒卖20万部彩电，发大财。 九月间，省召开部分市、县科委主任会，我代陶与会，地点在“八•二八”招待所，从横江火车站往西，小车翻过小山坡，进到围墙里，才见里面有数栋小楼，掩映在绿树丛中，我居住在一栋铺有红地毯的房屋中，顺着房屋往南边走，在一偏西的低矮一些的地方，只见里头又有围墙，原来，这是毛泽东主席来江西的别墅，和内外警卫以及 随从的居所。会议期间，我结识了鹰潭市科委付主任尹宁，他是抚州地委尹常委的儿子，人高大，大概其父为南下干部。会议最后一个下午的议程：参观毛的居所，我因事先向陶请了假，会后回老家接母亲来黎川，便回到了孙家。谁知次日上午，发堂告诉我，县打来电报，叫我即日赶回抚州，去金溪县参加全区科技计划工作会。我在抚州与陶同睡一房，当时的空调有噪音，睡得不踏实。次日，同往金溪县参加科技计划工作会。 一九八七年，因为省定以后退休不补员，所以县有300余人病退，管县长叫我不要退，我请他帮我把小文调出大集体，他说这事要由黄有光付县长办，他有自然减员指标，可以帮我安排一个子女就业，我考虑再三，还是决定退休。后来，原老县长蔡静山来县，他说退了吃亏。事实果真如此，否则，今年又可加一级，特别是93年工改，增资只有在职的50%左右。 春节后，省科委在新余市召开科技计划工作会，我再次代陶参加会，还顺便带小星去了舅父家，会后，我搭同学傅鸿明的小车到昌付，把小星接回来。 小文补员，我带他去商业局报到时，原农业局付局长李木生见了说：“小伙子要把胡子刮干净”，他现任百货公司经理，其言下之意，应当是分在他的公司，可是，后来因黄河清的女由农转工口，小文被挤出来了，最后才到了饮食公司曙光照相馆，他从小砍柴，照鱼，当学徒修手表，还曾到东堡锯板厂和潭溪砖瓦厂做工，吃了很多苦，但痴迷打扑克、桌球、乒乓球、象棋等活动，如果专心学习，上大学应当是不成问题。 会后，我要去调运麦麸，供应食用菌生产专业户。当时，麦麸尚未敞开供应，还是计划物资，内部价为180元/吨，市场价达540/吨还供不应求，因为黄亚玲付县长在省委党校与樟树粮食加工厂经理共同学习过，所以，先征求她的意见，她答应跑一趟，为此，我到樟树找到该厂经理，他满口应承。在樟树，我拜见了舅父周贞常，还见到表哥朱云瑞。 我从樟树回来后，陶又说还是去鹰潭调麦麸，因为财政局何伟祥局长曾与尹宁的父母熟悉，所以我便和何同去，鹰潭科委叫我们到酒店吃饭，清华大学毕业的张主任、尹宁付主任和秘书与我俩同进餐。晚上，尹宁设家宴款待，我顺便把在县皮件厂买的一件大号皮衣送交他，他除了送我俩洗衣粉、洗发水，还另拿40元作买皮衣的钱，现在想来，我不应当收他的钱。回县后，我找了一部大货车到鹰潭，由秘书带到面粉厂，按每吨180元的内部价（市场价每吨540元）调运了9吨麦麸，交与科技市场供应专业户。 一九八八年，母亲在老家中风，行走不得，接来后，原本让她住前厅（客厅），后来，她的背驼得太厉害，不能躺着睡，只能半坐半躺，只好让她坐在过路间沙发上，我每天早晚端水把她洗脸、洗脚，一日三餐端饭给她吃，天寒地冻还要日夜备上火笼取暖，去年年底我把一箱糖片放在沙发旁边，她的抑郁症更严重了，常常半夜三更拿糖片吃，弄得咯咯响，清明前两天，突然不会吃饭又不会说话，我去老郭的食品店，买来饼干，喂她也不吃，次日下半夜，突然逝世了。早上科委的人都来帮忙料理，黄河清还在遗体前跪拜了，政府办叫来食堂曾、吴两位师傅，负责煮饭、炒菜，田中湾老杨夫妇也来帮忙，本来要按习俗三天出葬，但因母亲久坐两脚水肿微微出水，况且家中人多又有小孩房屋狭小，便未按规矩，在次日安葬，跪拜母亲入土为安。母亲享年八十四岁。 一九八九年，我指望两个小孩争气，好好读书。小珍很自觉，不用大人操心，但小林十分贪玩，吃过晚饭，我洗完碗再烧好小孩上夜自习回家用的热水，再到小北门路口接回小珍。正要上床休息，往往小林又溜出去了，于是，我到各个游戏店去找，常常要到晚上十一点钟才找回来，下半年，小林在二中读书，中午 ，我常常把他送过一中以后才转身上班，但他常常又偷偷返回来去店里打游戏机，我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对付他，一筹莫展。 年底，我颈项背部生了个恶疮，它是由于感染黄葡萄菌——对口发，实际上就是引发的毛襄炎，红肿痛痒，尔后化脓，有的人上医院久治不愈，幸好老芮告诉我用浙江人的土方，就是把黄连碾粉，浸于醋内，用药棉沾取药液，每日搽于患部四、五次，数日可愈，我用此方，果然很快痊愈。正在此时，县里酝酿换届，陶年龄已到，将退居二线，我趁此机会，请假回家休息。我把小凤的结婚日期写信告诉内弟，破芽、春芽如期来了，但因种种原因，又推迟了婚期，两个人住了二天便回家种地去了。 一九九0年，我在家休息了二个月，把三个地方五十多畦菜地挖了一遍（锄草），有一天上午，我去政府理发室剃头，胡师傅刚让我坐在理发椅上，新上任的科委施主任，要我还是去上班，我推辞了一遍，可是，他又来到家里，劝我上班，人情难却，我只好应允，施老板待我确实很好，无论开会、下乡，常常叫张师傅开车送我去。年底，我在地区科委搞年报，天下着雪，施打电话说派车来接我，我告之，已买好回程的车票，张师傅才未开车来接，他叫我仍任计划股股长，留用工资50元，其它待遇和他们一样，年底，每人一千元奖金还另补助我200元。 小珍初三毕业，下半年带小弟，同去洵口中学重读一年，家务稍微轻松一些，去上面开会和下乡，也就更放心。 一九九一年，到地区参加过两次《科技志》编纂会，另参加过两次科技计划工作会，这年暴雪之后空转晴天，我在一个晚上接小珍，在北门商店前跌了一跤，因暴雨即天晴，气温达零下11度，南丰桔子冻死了大部分，油库院里的几株桔子，因为用竹杆敲了雪，才未冻伤。同年小文结婚。 一九九一年，科委主任去武夷山旅游，施主任让我去，江付主任、王友泉、邱名望和开车的张师傅共五个人，第一站在邵武市，第二站为武夷山市，武夷山景区游览了一整天，名山自有名人来，蒋介石、宋美龄虽多次去庐山，但也曾在此游览，黎川地处武夷山脉西北坡，我们习惯了爬山涉水，只是“一线天”不太好爬，另外，还游览了“九曲”，坐竹排，过“九曲”，观看沿河风景，并参观了茶园。返回时，途径泰宁县城，这里曾出过多位状元、进士，可谓是文化名城，泰宁科委陪同我们游览了金湖，金湖就是远近闻名、风景秀丽的泰宁水库，这次旅游，都是由三地科委接待，除了吃和玩，还送了茶叶。 同年小文结婚。 一九九二年，去年下半年小林到中田初中上学，他还是像在洵口一样，常常逃学回县城打游戏机，几天几夜不回家，每当班主任打电话到办公室，我便去把他叫回家，尔后又送他上车去上学，去年中田、龙安、东堡三所中学英语测验，他是第三名，还发了奖状。但他无心念书，沉迷游戏机，因而辍学在家，眼看他交了几个朋友，什么江芋头、杨芋头、吴志强等，让我很担心。每天上午九、十点钟，江芋头常来家邀他外出，每到这个时候，我就要回家看看，尽量不要让他们在一块，为了能够多一些时间照顾他，我打算回到家里专心家务。 年底，县《科技志》和《历年科技项目概况》编写完毕，我向施主任请辞，他虽舍不得让我走，还是应允了。 一九九三年，继五六、八五工改后，又实行工资改革。八五年工改，我的月工资89元，后按45号文增一级达97元。86年中科级调资，我从86年10月1日起由中级最低档97调至105元（87年中级又调一级，但我退休未调）。九三工改，人保局本应按赣职改、赣工改领导小组[（87）037号]文将“职称”视作“职务”的规定，把我列入中科级档，但却被错为科员档，以后数次调资，均被列为科员档，直到二00一年调资，人保局叫我送去一九八一年抚州行署核发的《技术职称证书》，工资股小范看了一眼，欺骗我说：“过去不行，今年可以”，当年按职称两次调资，我月增180元，但并未从九三年起重新核定我的月退休费，更谈不上补发。二00三年一月三日，我到人保部信访室。魏老听后说，“这就不对了”，叫我春节后回县落实，工资股小范反问我：“为什么不早反映”。二00四年省人保厅工资处、省工改办两次致电市工资科朱科长，朱身为上级，却根本不像部厅那样按政策规定办事，不但迟迟未答复，反而在二00五年九月二十三日来黎川时说我86年多加了一级，“照顾你老同志，外面不要讲”，真是乱弹琴。二00六年她又说“照顾我以后列为付科，外面不要讲”。她心知肚明做错了，自然怕我在外头讲。从九三年至今，我的退休生活费少领好几万元，市、县工资科头头的错，却叫我承担损失，为什么这般不公平。 这年小林又说想开书店、又说卖饲料挣钱、又说想学武术等，终于他好像更懂事了，在为人生道路作抉择，他呆在家没事，小凤要他帮照应奇奇，就带了奇奇几个月。 一九九四年，正月初十，小林便和邓建华、周爱仂，跟邹建英一块去浙江打工。本来，他还小，不能让他去，但坐在家里不是办法，又怕他被混混拉去，便让他去看看外面的世界。做了不到半年，他们得知加工钢件有毒，便偷偷跳窗逃回家来了，连工资也未领（老板管吃住，不发工资，就是为了不让他们离厂）。有权者的子女，有几个就安排几个，而且都进行政事业单位，而我按职称和补员的两个子女，连粮食部门的企业也进不去，只能分配在县最底层企业，所幸几个子女都挺争气，历尽艰辛，相继各自在县城、北京、宁波安居乐业。 三月二十六，小文随在珠海的肖飞弟弟去珠海工厂打工。他喜欢下象棋，又带了照相机，老板便介绍他去照相馆，后来照相馆关门，小文也回家了。 小星和曾爱民两人在二粮店旁合开了游戏机店，收入很好，十月十一日，他和李玉强的哥哥坐火车经格尔木去到拉萨。小林代二哥看了三个月的店，每天收入都在60多元，每月达二千余元，大概钱都被小曾独吞了，因此，小星次年元月十八日回家还不上借我的千元路费，春节后才在店里的收入中还了六百元给我。春节后小星再次去西藏，回家后患病住院，住了一个星期，还未见好，我问他是什么病，他说感冒，并说每天定时发烧，我想可能是疟疾，我到住院部找徐医师，要求去防疫站检查，经查，果然是疟疾，服药后，当天便出院，且未再发烧，本来，县内可能没有感染源，很可能是在成都或拉萨感染上疟原虫。 当年高考，小珍被抚州师专录取，为校学生会文体委员。 一九九五年，小星要转让游戏机店，我和小文讲过，这个店的收益可观，意思就是想要他接过来，但他心存疑虑，和易运生一同到菜地来询问一遍后才与运生商量，把店接过来了。后又到省城购买二台机子，易运生的岳父杨立志和小文同时看店，还清贷款后小易退出，由小文单独运营。小星听玉强说，又去了一趟拉萨，并未做生意，只是寄去的香烟，恐怕未卖，可能大家享用了。 一九九六年小星在广州，经别人介绍，请台湾老板担保，租了一辆出租车，叫了黎川的小熊和他的表兄同去开车，小熊表兄的父亲送证明材料去过两次广州，他说日收入上千，他们本住在两室两厅的出租屋里，后小星与李玉强住酒店，因而监管不力，最后连老本也亏掉了。 小林说要学开车，但年龄不到十八岁，我拿了户口薄，派出所把他的年龄改大了一岁，交警大队才让报上名。 一九九七年，小凤在“海大”招待所打工，老伴又在屋前看南货店，我的事又多起来了，主要是接送奇奇上学、做家务、种菜。 春节后，小文把游戏机店交与小弟，这样，我每天换林林回家吃饭，也得帮着看店，开了四个多月，只赚了1500多元，生意不好，小林也到海南万宁游乐场打工，因亚洲“金融风暴”，游乐场发不出工资，小林只得到海大招待所打工。同年小珍毕业，被师专分到西城中学，我请章培德的老伴，要她的女婿廖和平帮忙，才改为分配到荷沅中学。 一九九八年一月二十一日，我送小珍到向塘机场坐飞机到海南过春节，她们姐弟三个人在海口得以团聚，小珍先回荷沅中学上班，同年四月，小凤与小弟同回黎川。十月，小星和弟弟在中田修路，我在南昌被孙樵的大儿子孙平看到，他拉我去他家住了几天。当年长江发大水，静止峰（雨带）稳定在长江上空，暴雨下个不停，朱镕基总理在九江视察时，说倒坍的防洪堤是豆腐渣工程（朱听说曾是浙江省长，57年被打成右派），后江泽民总书记来视察却说， 这不是豆腐渣工程，朱只任了一届总理，与江泽民同年退下来（江任满届，任期到） 一九九九年，小文建房，小星与黄亚东合伙在开发区派出所对面的一口池塘，养殖甲鱼，我每天吃过晚饭便去甲鱼塘住宿，次日早晨清理完鱼池回家吃早饭，随后便到冷库买鸡肝、鱼仔、鲢鱼，饲喂甲鱼，鲢鱼必须用刀切成小块，才能投喂，下午仍然锄地、浇水、种菜。 小林从浙江义乌小商品市场进了一批小百货，在东站租了一间店，原计划与小星同时经营，但不久便由他单独看店，只经营了半年因生意不好，便关店，后来小星的甲鱼塘也转卖出去了。 二000年，小文建房几经周折，先是后面县常委宿舍的魏、周两户只准建成一层，而且房基要在他们院外的路往南空出40公分，还规定房高多少、多少，北面屋檐不能滴水、不能开后门等等，协商之后，才在去年夏初开始施工。本按审批规定续盖二层，他们便挑动房南面小尧姐妹，千方百计阻止，只要工人一进门，两姊妹便坐在竹垫上，不让施工，后面魏周随即打电话到城建局派来城管队阻止，常委宿舍住房前，每户有数平米的大院子，还有厨房，后面才是两层式的住房，够洋气了，但小文的房却无法盖，真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有什么办法，后只好趁魏五月外出续建，尧氏两姊妹虽蛮不讲理，但被我们拉开，这样才续建了第二层。 县法院来了一纸公文，限在6月21日之前拆除第二层，无奈之下，张文英带我找到县委书记曾志勇，我说小孩盖的房，没有妨碍交通、影响市容，不影响邻居采光，为城建局批准，且由县常委黄有光牵头，与魏、周两户协商一致后开的工，曾听后叫我写个报告给他，曾阅后，批“郑重处理”转县政府，这样，后面的大户才无计可施，法院也可奈何。 二00一年，自从九八年下半年开了小店起，我负责从批发店进货，每天常常要到街上的批发店去三、四次，本来，烟草公司三、二天会送货上门，但老伴就是不多进几条，往往售完了，临时又叫我去公司批几条香烟，每天晚上，还要进面包，最困难的就是进白沙糖，每次一包重100斤，放在自行车后座上，在街上的平路上还好扶，但从东门排路口到小店，全是上陡坡路，自行车前面简直翘上天，必须费力扶住往上推，比之挑百二十斤吃力多了，真是不好扶。 二00二年，奇奇上学以来，事情不少，因为家离校远，小的时候既要接又要送，经常在五小教室，几个男孩女孩围住我告状，说被他欺负了，我只能好言相劝，后来转到实验小学，与同学吵架，老师也找过我几次。早晨，我一般用蛋炒饭让奇奇吃，如果他要去街上吃，我就买好早点，看着他吃完送至校门口，过去，小学生学习负担重，上学早放学迟作业多，而他在晚上做作业，并未专注，做做停停，经常挨到十一、二点钟，有时甚至更迟，试想，小孩怎么够睡，特别是在四小的鼓乐队，早上要早去一个小时，只要我稍叫迟了几分钟，他便哭闹，这样，我只得匆匆忙忙骑自行车送他去学校，后来上初中，他大了，学校也近，所以便未接送，不过，因为与同学吵架，班主任还是打电话叫我去过几次，在一中时他的学习成绩还好，记得他在初二上学期，大概是七八个中学联考，他的数学排第一，物理86分为班第一，暑假他与外婆同去北京，后转学到河北辛集中学。不久，我就开始收花生，我每天早起，趁天气凉爽，便去到竹斜路上的山脚下摘花生，九点钟回家做饭吃，中午休息一阵，下午四点后，把晒在三楼水泥地上的花生收完，吃完了晚饭，再去收一次花生，八点半回家休息。三伏天气，若有雷阵雨，则必须提前把花生收起来，火辣辣的水泥地上热气腾腾，我常常满身都是汗，雷阵雨过天晴，这时十分凉爽，正好又去地里收花生，摘了成熟饱满的放进袋里，比较幼嫩的放到另一个袋里，往年开店，我常常把煮熟的甜嫩的花生放在店里，让老伴和邻居好友吃，现在关了店，一次次拿给小张、小赵家去，还骑自行车送到小艾家，这年晒干的花生有四十多斤，除了小星和弟弟结婚吃用，剩下的花生过年也未吃完。 年底，十二月五日种完二畦土豆，六号我到京，住在小凤西三旗沁春家园6栋202室，我与小林住一间，小凤的房里大小两张床，小珍、奇奇回来，住在大房中。 二00三年一月三日小林带我们去清华园游览后，同去火车站购票，未想到站票也没有，随后，小林做成上海长江医院不育不孕医疗广告，广告费5万元小林可得到3%也就是1500元。元宵节这天，我乘车返回南昌，我原本想和老伴一同回来，同在南昌玩几天，但她未同行，我独白呆了几天，八一公园、人民公园，已有不少花迎春，景色宜人，暖意浓浓，许多老年人都坐在公园里晒太阳。
当我看到许多老年人在公园弹琴、唱歌、跳舞、健身、散步、下棋打扑克，还有许多人在老年大学学习，老年活动室打乒乓球、棋牌等，我真十分羡慕，他们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年青时，我也喜欢下象棋，五十年代，我读过上海滩三十年代棋王谢侠逊的棋谱，成了象棋迷，当年，只要对方的当头炮在开局时即打了我的兵，那么，我就可以按照棋谱上的着法，应对各种变化，就能够稳操胜券，八十年代，搬到政府宿舍后星期天时常会看看谢家忠和傅宗祥等人下象棋，但是，家务缠身，看着看着便扛起锄头，到菜地去，业精于勤而荒于疏，慢慢的我的棋就变成了豆渣棋，从此，不再有兴趣。一天到晚，我只做三件事。 第一，种菜。油库前后院、田中湾斜对面、还有去竹斜的山脚下都有菜地，光挖一遍都要好几天，锄草更费劲，栽种了红薯、蔬菜，就怕草荒苗，春夏季，每次雨后，都要锄草、松土，油库前院栽的丝瓜、豆角还得插竹仔、打桩，种菜就和家务事一般，一天到晚很容易打发，也和打麻将一样，很容易消磨时光。俗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我几乎每天都会到豆腐社去扒老糠灰（谷壳灰），逢年过节，往往还可以收集一些豆渣，豆渣本是最好的饲料，要买还买不到，可是小康新村一家豆腐店，时常会倾倒豆渣在山磅下，这真是不花钱的好肥料，比人粪尿不知好多少倍，我只要看到山磅下有豆渣便收集起来，挑到菜地，倒入缸中沤肥，另外，路边的甲鱼塘，在夏秋季孵化甲鱼蛋，常常有一、二小桶孵化后没有出壳的蛋倒在水渠路旁，我也把它扒到桶里，用石块敲碎，倒入缸中沤肥，家中的菜屑、洗米洗碗水、外头卖鱼的人留下的下脚料以及菜地的杂草，我都把它埋在土中沤肥，有了肥，无论蔬菜、红薯，都能有比较好的收成。譬如种在油库的八角丝瓜，几乎天天都有吃，后来在田中湾对面，厨房后头的丝瓜，也有两年收成很好。过去在油库，种的辣椒不怎么好，但有一年，也是我第一次栽长线椒，几乎天天能摘个四、五两，我一天送小赵、一天送小艾他们吃，但后来虫太多种不好，未等辣椒长大虫便钻进去了，苦瓜也是虫多，种得早，开始可能吃得到三、二个，种迟了全喂了虫，只有南瓜、土豆、玉米、红薯、地瓜和葱、蒜、韭菜等的害虫少，收成便好一些，一年可以收20多个南瓜，数十斤土豆，二、三十个玉米棒，有一年大的地瓜一、二斤一个，只要收获了劳动的果实，心情就愉快，我一个人吃不了，就送人家，有时做米酒，常放入土豆、红薯，别有风味。我还常常用青菜做腌菜，都要腌上一个月以上才开瓶吃，一小瓶可以吃几天。 第二，读书看报。这是我毕生的爱好。樟树农校的图书馆，我只要有闲空，就会上去浏览，常常看报上的国际新闻、文学月刊、小人书，来到黎川，我在茶亭农技站两年订阅了《人民文学》、《萌芽》、《新观察》、《中国青年》、《长江文艺》等七种月刊，因为白天走村串户，都是利用晚上浏览，常常看到晚上十一、二点钟，另外，还买了《鲁迅全集》等文学作品，退休后，买了一本又一本传记，虽然大都是盗版，只不过有些错别字，读起来，津津有味，另外，还常到图书馆、老年活动室和退休老师活动室借书、看报，过去，粮食局有个老年活动室，我也常常会光顾，我虽然退休后读了不少书报，但从未精读、细读，只是浏览，所以，到头来，读而无所获。譬如今年在北京四个月，我除了写回忆，天天看《新京报》，另外还看了《活着》、《时间与性情》、《二战之谜》、《明亡清兴》等著作，如果不是正逢里约奥运会，可能还会多看一点东西消遣。 第三，锻炼身体。有人讲毛泽东说：动为纲，素经常，酒少量，怒要防。我不沾酒，但有时会吃一点自酿的甜酒，俗话说，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要想健康，便必须勤锻炼，步行是最好的锻炼方法，自从行政大楼前的广场铺设好之后，我每天晚饭后，便快走到广场，然后，在广场倒走，一个来回复一个来回，我集中意念，谨防摔倒，尽管如此，久之必失。2002年冬的一个晚上，我走着走着，突然从60公分高的水泥台阶摔倒下来，我爬起来，幸好，只是右肩膀疼痛，并无大碍，有一个来月，穿脱毛衣很不方便，后来，我就选在稍稍平坦的水泥地上倒走，可是又在小珍来办港澳通行证的那年（大概10月上旬），我又摔了一跤，滚下去四个台阶，每个台阶都很宽，所以只是右手手腕受伤，我还是自己在政府宿舍的井头上洗衣，陪小珍在小文那里吃了十多天饭，再后来，我又改在从广场回来的京川大道上倒走，尽管人行道路面很宽，还是又跌了一次，据说，倒走对腰部有强健作用，所以我很固执坚持倒走，不过在油库的院里或是雨雪天在室内都未出事，特别是在进修学校和五小的走廊上，因为两头有墙，最为安全，住在杰汇时我晚上做完体操，再在客厅和餐厅倒走一、二千步，有时候我也常常到烈士公园散步，傍晚，谢家忠、李庸福、王晓明、汤山等人都会去公园散步，在塔前的路面上一个来回又一个来回，一边散步，谈谈说说，很有意思，二00三年“非典”时期，因为不能举办舞会，所以红楼舞厅的冯汉寿也加入了这一群人的行列，每天傍晚饶有兴趣来散步，他能弹琴、跳舞，还是政府篮球队的健将，我们问他为何显得这么年青，身体这般好，他说了四个坚持。的确，他几十年如一日，坚持每天早晨跑步、爬日峰山，可是，就在不久后的一天早晨，他在晨雾中爬山时跌了一跤 ，出现身体不适，经检查原来是患了癌症，他被癌吞了生命。 这一年春节刚过，不知道那里冒出来的非典型性肺炎（不知是不是实验室惹的祸），闹得人心惶惶。一个小区，一架飞机，一辆班车，只要有一个人发烧体温不正常，其余的人，就要被隔离观察，非典患者，一个个都隔离在封闭区里，由医护人员进行治疗，尽管医护人员进行了必要的消毒，全身被包裹得严严实实，但是仍有个别人不幸被感染，有的人竟为此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在这个非常时期，我也时常提心吊胆，小林和他两个姐姐，还有奇奇都在北京，怎么叫人不担心，大概是五月下旬，小林回来了，公司不上班了，他来看看4月10日出生的女儿萱萱，他住了两个来月，就和小赵带了小孩，还有老伴一同去北京，7月28日上午，我送他们到东站，突然想到应当带几瓶泉水在旅途上饮用，于是我小跑回油库，灌了几瓶水，再急步到东站，班车早几分钟开走了，我站在那里张望了一阵，只好返回家中，随后又骑上自行车去泉水亭打泉水，遇上人多排队，常常要等候二、三个小时，烈日炎炎，选好阴凉处坐下来等，既来之则安之，若返回家中再来，还是要排队等候，特别是凌晨和傍晚阴凉时来的人更多，别人说，泉水经过化验，水质很好，我听之信之，常常骑自行车来取水，后来住在五小的时候我也要来取水，有一段时间煮饭、炒菜、做酒、饮用，我都用泉水。 我从五十岁左右开始便常常冷水浴，一般一天一次，三伏天，有时候早上也洗一次冷水澡，三九冬天，则用井水洗脚，只是皮肤干燥，脚易皲裂，浴后在裂口要贴上胶布。 生命在于运动、锻炼。我退休后，常常快步走，倒走，洗冷水澡，每天早晨在床上还做穴位按摩，我原患坐骨神经痛，二00八年连续四十天低温，我每晚锻炼两小时，有一次扭伤了右脚踝骨，我还是坚持做力所能及的锻炼，有句话：“人未老，脚先老”，若久坐不动，必疾病缠身。我老来身体反而还比过去好一些，应该心满意足，可是正如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今年10月15日下午洗浴，突然摔倒在浴室，造成右大腿髋骨骨折，我又一次经历了跌伤的痛苦，我一人病，拖累一家人，老人最怕摔倒，我看过有人提议老人洗浴最好放把椅子的报道，可是我却粗心大意酿成祸灾。骨折后，中医院骨伤科虽在10月18日为我用钢板固定，于今满两个月，仍然只能靠助行器在房里挪动，尚不知何日能够有比较理想的康复。我骨折了，也拖累了老伴，她不能独自外出，只能天天陪着我。最近，我每天早晨都开“健身机”与她同做回春医疗保健操，天天做40来节，有时早上饭迟一点，做完60节。另外，两只手常擦右脚，按摩足三里、涌泉穴、三阴交、血海等穴位，活动五个脚趾。 陪老伴漂来漂去 二0一一年七月二十四日，小林和小赵从北京送回来老伴，打破了我一个人平静的生活。她先是吵吵嚷嚷，说我在农贸市场帮人家买了房子，又说和看门的女人 ，还说我要把她推倒到磅下跌死她，我开始叫她同住在一块，她不同意，后来同住在油库边，她天天吵闹，有时小林或小赵，一天要骑几趟电动车来劝架，中秋节前一天，她收了300元房租，中秋节又问我拿钱，她已经拿了几次，可就是记不清，不认账，还有两次趁我睡在床上和坐在凳上洗脚，把我拖到地上，真是没有过一天安宁的日子，她常常睡不着觉，半夜三更在院子中跑步，八月中旬，她胸部疼痛，说我打伤了她，小林带她去医院检查，医师诊断为胸膜炎，住进了医院，我只是日上陪她，小林还在医院睡了二夜。小林和小赵每天送来饭菜我和她一块吃，那时，她体重不到80斤，比年青时少掉30多斤，住院半个月病痊愈后，林儿和儿媳在9月15日乘车，送她去广西北海，她打来电话，说少年夫妻老来伴，叫我快去。 我本身体不适，在特钢厂路边跌了跤，腿脚还有点痛，但是，我不去，小凤怎能天天陪伴她，于是我乘了9月25日途经南昌的软卧，次日到达北海。 北海的银滩，绵延二十多公里，风平浪静，非常适合游泳，乘坐游艇，银滩不但是中国的第一滩，也是亚洲的第一滩，我到达北海的第二天便和老伴到银滩游览，只见海岸下边全是银光闪闪的细砂，我在沙上走了近一里地，才到达海水边，沙滩既宽又长，一群群的男男女女，在沙滩游玩，有的还脱下鞋，到海水里走走跳跳，本来海浪很可怕，钱塘江涨潮，游人稍一疏忽，惊涛骇浪便把人卷进海里，就是鄱阳湖，也是无风三尺浪，可是银滩却风平浪静，你看许多大人小孩，正在那里游泳，时近11点，我们仍从广东路口往回走，忽然下起了大雨，开始，我们坐到海鲜店内避雨，可是，雨下个不停，我们只好冒雨往回走，到了江苏路居住的小区时，全身湿透，像落汤鸡一般。又一天，小凤和小林开车带我们出行，返回途中，突遇倾盆大雨，因为前面街道有比较深的积水，小林便开到人行道边上，不巧小车陷入泥泞中，怎么也开不出来了，小凤把雨伞让我俩撑，她和弟弟在雨中周旋，光着头挨淋。后来，小凤请路过的一部车把我俩送到了住房前边，而他俩过了很久才回来，全身湿透，小车也进水了，比我们上次淋得更惨。 我在北海四个多月，最有意思的是在红树林中抓螃蟹，林中的沙滩很潮湿，我们进到里面只见密密麻麻大大小小的螃蟹，急速地钻进潮沙中，沙面上留下许许多多的小孔洞，开始，一只也抓不到，后来，学着旁边的人，用工具抓它，小林随手捡起一根竹子，看准一只，把竹子伸过去迅速压住，再走过去把它捉起来，我不吃螃蟹，只是看着比吃更有意思，小林虽然吃螃蟹，当然也是抓比吃更有兴趣，过了几天，他也和小赵一样，瞒着老伴偷偷地回了黎川。 北海的街道很宽，东西向有新世纪大道、北海大道等，南北向的有北京路、四川路、贵州路等，北京路两旁有一棵棵大榕树，我们居住的小区，还有许多大王爷树，树高，根深，抗风力强，街道两旁，栽种了许多花草，正在创建花园城市。我们在北海过了春节，正月初六下午到达邹家，在破芽春芽家吃了他兄弟七十、六十的寿酒，又到新余住了一宿，正月初八便和小林一家三口一同回到黎川，为老伴交了一万元的社保费，从四月开始，她每月有500元的社保退休费。 二0一二年七月，我们又去了一趟北海，这里冬天暖和，据说最低气温只有8度，最高为33度，可是闷热难受，中午需开空调。 我们在北海呆了几天，暑假小珍和嘉嘉便飞南宁到的北海，她们是特意来看望我们，因为老伴去年吃过大黄，今年精神稍有好转。傍晚小凤小珍开车去银滩，送嘉嘉到银滩游泳。有一天，我们五个人，同乘海轮上了围洲岛，租了一辆车，走马观花看了一遍，还花一元钱买了一串香蕉。相聚半个月，送别小珍嘉嘉时，我依依不舍，这次我们在北海呆了20来天，便与小凤同到南宁，我去年视力尚好，坐在窗前，可以裸眼看书报杂志，今年在家，右眼突发黄斑，左眼也患了白内障，8月4日，顺便到自治区人民医院看了眼科，第二天又同小凤爬了正在创建5A级景区的清风山，随后，我和老伴在8月7日返回黎川。 南漂后，我们在二0一三年又开始北漂。7月3日到宁波，住在贺承小区小文租住的屋里，我们每天早晨到镇安公园快走，天天看到这好些人，骑挂着鸟笼的摩托、自行车，他们停下来，把鸟笼挂在树枝上，再打开笼子，鸟叽叽喳喳飞上树枝，飞来飞去，过了好大一阵又把鸟呼叫进来便骑车回去，真有意思，这是第一次见着人们溜鸟。我早就见过报道，宁波是个人平均收入高的外贸型城市，奉化是老蒋的故乡，来此旅游的中外人士也很多，所以宁波很富裕，与深圳、厦门、大连、秦皇岛同为国务院单列市，宁波街道整洁，每隔一段路和公园旁边，便有一排排崭新的自行车供市民骑用，每个小公园，都有洗手间，有专人清洗，可能因为靠海，空气多为优或良，气候凉爽，特别是早晨和上午，微风习习，不会闷热，听小文说，有一年宁波竟没有一天高温天气，我每天下午到镇安社区阅览室，里边有空调、好些台电脑，真是阔气。我坐在桌旁看杂志、报纸，还有的人上网，这里的报纸杂志虽不算多，但县图书馆却没有空调、电脑等设备。 住在小文这里，天天吃海鲜，开始我有些不敢吃，其实，身体并未出来异常，便放心了，住了半个月我们在19日晚乘机飞北京，因为小文打过招呼，乘务员为我们拎包，送到座位上，飞机到北京后，小林来接机，他听到一声响，不过事后机场未见异常，到了中鑫嘉园，萱萱睡得沉，我们等待了一阵。 七月二十日下午，大家同去看了小珍刚买的居室，二十一日上午，小珍和嘉嘉与我们同乘列车，于次日早晨到达铁力，再打车至伊春。 伊春地处小兴安岭东南面，这里七、八月气候凉爽，气温一般为17度——27度左右，空气清新，我们住在新市区旁的黄金花园小区，伊春市没有农业，只有居民栽种一些蔬菜、向日葵和玉米，既未见其浇肥泼水（正逢雨季），但都长得格外好，价格便宜，伊春市下辖的铁力市和嘉兴县，属农业市、县，其出产的金瓜1.5一斤，西瓜个大又甜，才七、八角一斤，真是价廉物美，因为当年正遇洪水，据报道铁力的木耳菌筒损失90万筒，但未报道农田情况。 开始，小珍带我们游木雕、石雕等公园，后来天天逛植物园，爬森林公园，我在植物园，常常走三、二圈，森林公园上下有8公里，往往上去走小道，或者下来走小道，而小道又湿滑，有时中途还要避雨，所以爬一趟体力就差不多了。我有午休的习惯经，每次去公园，虽未睡午觉，但游完之后，并没有什么不适，这可能得道于森林中的负氧离子多。晚饭后我们常在小区散步，见面多了，便有了几个熟人，特别是肉铺的万年县老徐夫妻俩，对我们老乡非常亲热。 一方水土长一方树。海南岛有一排排的橡胶树，一丛丛的椰子树，南方有马尾松、柑桔，北方则多苹果、枣子树，伊春处处是红松，红松高大挺拔，木质优良，过去多为砍伐，现代改为栽植、抚育，听小珍说，松子三年一小收，六年一大收，植物园人行道红松两边的路旁，长了许多蘑菇，不知能否像南方的松毛菇一样也可采食。 我来的时候，生怕天气冷，还带了棉毛衫，结果派不上用场，白天只要穿短袖衫，晚上最多套件衬衣足够。我们住了一个多月，在八月二十五日随小珍同乘火车抵京，本来要到京多住几天，但老伴又闹着要回家，在9月3日下午又回到了公园后的老房子，这是一次北漂，前后正好两个月。回到家里，做个全职保姆，这几年，老伴的饮食起居，都要靠我安排照顾，一天到晚都得陪伴她。 我们在家里生活了一年多，这些年与儿女们天各一方，互相牵挂，2015年7月12日又到北京，8月24日到宁波，9月3日回到南昌，今年又一次北上，于6月9日随小林到北京，9月27日回黎川，前后住了近四个月，国庆节前回到黎川，大孙女也结婚了，全家上下皆大欢喜。现在我跌断了右腿，可能伤残终身，以后，也许再也不能东奔西跑，我们心心挂念着各地生活的子女们，一年到头翘首盼望能与儿孙们欢聚一堂……
五个子女，都经历了艰难曲折，才有了今日各自安定的生活。 社会是多元的，需要各式各样的人才，为社会出力。从这个意义上讲，工作不分高低贵贱，只要自己热爱就行。 小文从小在山沟里，砍柴、照鱼、觅猪食、种西瓜等，吃过很多苦，因为是农业户口，七九年高考未录取，错过了城镇居民每户安排一人就业头班车。八0年县粮食、工商大招工，又无缘参考，后在街上摆摊修手表，并购买了电视机维修资料，订阅电子报，自学维修技术，八三年进县大集体合作总店，八七年补员到商业局照相馆，九四年三月二十六日去珠海打工……后多次往深圳寻找机会，二00八年十月八日到宁波，才找到了自己满意的工作。 小凤八四年进汽车配件厂，九六年到海大执行所打工，九九年到北师大图书馆，后做广告业务，二00五年后，从事证券投资。而且在二00一年把小妹、小弟带到了京城，小林创业，小凤功不可没。 小星先在光泽灯泡厂，后到华山瓷厂，九四年开游戏机店，同年10月11日去拉萨，95年1月18日回家过春节后，再次进藏，96年在广州包了一辆出租车，99年养殖甲鱼，2000年后，为国安集团在黎川、南丰兴建了多栋房屋，如果我不退回在华山的1000元押金，他原来有近20年的社保金。 小珍94年考入抚州师专，97年毕业任教在荷沅中学，98年到深圳打工，99年仍在荷中任英语老师，2001年应聘在北师大亚太实验学校，现为校长助理，主管招生，先后去过香港、美国、俄罗斯等。 小林辍学之后，积极寻找工作，学过屠宰生猪、厨师，开过小商品批发店，自2001年到北京后，一直从事广告业务，从2013年十月起，与上海友人合办广告公司，望事业有成。 五个小孩，经过自己努力打拼，现各自在县城、北京、浙江宁波等城市安居乐业，希望你们再接再励，积极工作，健康生活，更希望奇奇、雪雪努力工作，萱萱、逗逗、嘉嘉、小胖努力学习，力争上游。 后 记 好几年前，小林写了《父亲》千余字。因为我从未讲自个的经历，自然记述不全，后在与小凤交谈中，她惊讶我的记忆力，叫我写回忆录，说，这是精神遗产，比金钱更重要，她叫奇奇买来纸和笔，于是2016年春节在南昌，我就开始写，6月份到北京又续写，11月出院后，再接着写，年前终成初稿，修修改改都是小凤一字一句打上电脑，小林说，萱萱全看了，现在又增补了部分，这是八十年的个人经历，也是社会的缩影，虽然有些事记不详尽，但大的轮廓就是这样了。 我在回忆中讲述的主要是个人经历，社会见闻，有的事情尚未公之于众，你们看了，不要外传，以免引起不必要的麻烦，将来，历史也许会评述，但现在还是要守口如瓶。 老家在八十年代修谱时，寄来一信，说要寄上贰佰元，我并未寄钱去，如果要了解更详细的家史，还待日后向生根兄弟请问。 我一生工作，都在农村，前后两次在科委工作，但着脚点还是在农村，过去在农村工作是很苦的，你们可能难以想象，现在，你们是生长在糖水里，应当珍惜，积极工作，努力学习，力求上进，好好锻炼身体。愿儿女们共同努力，让我们这个家庭子子孙孙兴旺发达！ 我在知青办的几桩事 我在知青办工作过几年，有几件事现在还时常会想起来。 一九六八年十月，我下放在西城公社卢坑大队，和几个本县知青共同生活，隆谷、椿米、种菜、上山砍柴、下田劳动。 六九年春节后，西城来了308个上海知青，西城是黎川县最艰苦、最边远的山区，距县城90里，与福建省建宁县毗邻。当年，既不通电，又不通班车，进出西城要经羊肠小道，走30多里山路，翻过杨梅岭到宏村镇坐班车。公社党委为了做好知青工作，抽调了黄兰达、龚天任和我三个下放干部到知识青年办公室，在公社领导下做知青工作。我是学农的，十六年来一贯搞农业技术。当时，我心里像十五个吊桶打水，怕做不好，因此，我加倍努力，积极工作。 一、紧抓“三落实” 全社九个大队数十个大小山村，都有知青插队。我们请基层干部，安排好住房和床、凳，预备好柴米油盐和锅灶，让初来窄到的知青住得好、吃得饱，各村干部都按照公社统一布置进行落实，卢坑大队让出了全村最好的一栋砖瓦房给十多个知青居住。长兰山把最好的十间屋给知青住，姜坑村虽然离西城只有三、四里地，但西城十天才有一个圩日，圩日也没有多少菜卖，所以，干部带知青种菜。我到各个山村看过，知青都很满意，群众的热情，感动了知青，他们只来了三、四天，便打赤脚下田，不怕蚂蟥叮咬吸血，不惧深脚烂泥田，积极参加生活劳动，许维宁等挑大粪，苏宏福、王文华栽禾插秧与农民插秧能手一样好，姜坑村朱巧珍不嫌脏和累，自愿养猪，养猪姑娘朱巧珍的事迹，登上了《赣东日报》。这些知青劳累了一天，夜上又在煤油灯下学习。读《唐宋诗词三百首》，复习功课，练习书法。我看到来自于大城市的他们都能安心插队，心中十分钦佩。 二、接知青，淋雨三百里 一九七0年阳春三月，上海又有98个知青来西城大队。公社叫我打前站，先一天去抚州迎接，次日上午八点多，西城派来接知青的三辆客车到达火车站，不久，满载知青的火车到站，我与领队去西城的老师，引导知青上客车，头两部车上满了人就开走了，但轮到最后一辆车，却有四位女知青不肯上车，她们说不愿去梅沅大队大桑村。我们劝说了一阵，又有三、四位领队老师同来劝说，她们眼见这辆车开走，还是站在原地不动。不久，阴暗的天空飘起了小雨。这里，她们才和几位领队老师一同上了这辆军管干部开来的没有车棚的小货车，大家坐在底板上。车到抚州，雨越下越大，几位老师都用雨衣护着知青，我不肯过去，因为多一个人共雨衣，势必大家都会多挨点淋，反而不好。车到南城县，大家要求住一宿，无奈军管干部不同意。这一天，天公不作美，雨一直下个没停。我们到达县招待所时，餐厅已上灯。我先领他们去用餐，自己则往同事那儿借来衣服，把全身湿透的内外衣毛线衣全换下来。次日，我又与四位知青和去西城的老师，乘车到西城。这四位知青，后来还是去了大桑村插队，而且表现出色，受了表彰。 三、夜上长兰山 县委经过考评，认为西城知青“三落实”工作做得好，决定到西城召开全县知识青年“三落实”工作现场会。现场会前两天和会议结束前一天，我两次夜上长兰山。 长兰山山高路远，距西城25里路，山背就是福建。山头村庄上，有28位知青，加上一里路外五百塅的2位，共有30位上海知青，约占全社的三分之一，他们不怕山高路远田难种，一个个表现都很出色，沈育群四个女知青，打赤脚、穿草鞋、走山路，每次走三、五里路，到山腰又长又狭的梯田里劳动。所以，这里是会前的准备重点。由于在傍晚才接到的会议通知电话，只有两天准备时间，所以公社叫我当天夜里赶到长兰山预作准备。我在晚上九点半到达山上，召集知青和村干部开会，大家都很高兴。 现场会结束的头一天吃过晚饭，县委书记吴广祥说，大家明天都去长兰山参观。于是公社书记刘文发又叫我夜上长兰山。我到山上一说，知青都眉开眼笑，村干部说自盘古开天以来，无论大小会议，从未有来长兰山参观过。次日早饭后，几户人家烧好了开水，众人搬来板凳，九点四十多分钟，参加会议的知青代表和工作人员，都满头大汗，坐下来休息时，大家边擦汗边喝水，听过小沈等知青的发言，全都称赞他们是知青的好榜样。 四、夜下长兰山 上海知青插队三年多了，我们除了参加公社会议，听取村干部汇报以外，还是经常走山坑串山村，去看望他们，了解情况，发现问题，帮助解决。一九七二年秋，有一天傍晚，我刚到长兰山，就听说知青小方正发烧，他的额头烫手，手脚冰凉，村干部请来15里路远，下放在何樟的纪振华医师，他量过体温，打了退烧针，吩咐我要连夜送西城。于是，村干部叫人扛来毛竹，札了副担架，铺了被褥毛毯，方礼清是150多斤重的大个子，我们挑选了六个身强力壮的青年，分作三班扛担架，我打着松枝点的灯在前头引路，易松涛也打灯居中。由于山路难走，特别是头五里又陡又窄，大家都小心翼翼，生怕有闪失，次日凌晨近三点钟，我们才到达西城医院。医师是省“6•26”医疗队（南昌市五院）的医师，到了医院，我总算放心了。 五、劝阻知青恋爱（以下请隐去姓名） 知青插队头两三年，上级规定不让他们与本地人谈情说爱，我们只要发现苗头，便及时进行劝说。姜坑村张剑萍与本村青年陶毛仔正谈得火热，我三、四次找小陶谈心，劝说小张，她父母也来信表示不同意。虽然小陶想不通，但他发现小张多次回避他，只好打退堂鼓。其他还有几对，经我们做工作，都各自收场。他们的家长，都写信表示感谢。 一九七四年，有位女知青顾红星，与本县已调到矿上的知青傅光明有过恋情，不久，知其有身孕，我立即写信告诉她的父亲，其父随即回信给我，说无论当官与否，一概不同意。他说会亲自来接女儿回沪，半月后，顾父到西城找到我，我即通知十里之外的小顾来西城，次日，他领女儿到县人民医院做了人流，便收拾行装，父女同回沪。